真希望這個博客是在163或者新浪或者任何其他國內ISP網站上，也許很快就可以了吧。無論如何，很高興在這裡看到各位。
對於管制的習以為常以致視而不見是被管制者的無奈，也是被管制者面對這種痛苦時鎮痛的方法之一，但不該被合理化。偶爾有人提醒你身上本不該有的繩索時，可以嘆氣，可以痛苦，但不要否認，不要說：啊，比以前好多啦！更不要因為這種悲劇感而產生對這繩索的依戀！
以誌。
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
我們的自由開始溶解﹗
本文四年前發表，今天郭冠英事件在臺灣吵得沸沸揚揚，臺灣也在民粹的政治正確之下出現言論自由的危機，令人擔憂。
言論自由是一種原則，與所有原則一樣，在不方便的時候堅持才尤其有意義！
許文龍先生發表的聲明令台灣各界譁然﹐對於許文龍先生這樣一個一百八十度變化﹐我跟絕大多數看到這條新聞的人一樣﹐感到震撼﹐但我更感到痛心。
分析這條新聞並不難﹐國內媒體專家以及各種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也都不太離譜﹐都看到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強勢脅迫立場一向堅定臺獨的許文龍先生作出明顯違背自己初衷的表態。有人表示理解﹐有人批他晚節不保﹐有人說你看你看早就講過了大陸霸道必須認清﹐有人說你看你看早就講過了台灣經濟不能離開大陸。
我看這條新聞是極為難過的。許文龍先生過去的政治立場和我並不一致﹐甚至對於他的一些說法我也曾公開私下批判其非理性。然而﹐對於一個在台灣社會﹐靠自己努力﹐創造出傲人成勣﹐關注人文修養﹐同時關注文化建設﹐關注台灣未來發展的成功企業家﹐我想我和絕大多數台灣人一樣﹐總是維持相當的尊敬和基本的尊重。台灣本來就是這樣﹐意見不同﹐也許表面是臉紅脖子粗﹐但內心並沒有真的你死我活。
許文龍先生被脅迫表態﹐也許是出於其私人利益不得不然﹐然而﹐這的的確確是大陸開始剝奪台灣的自由的一次成功。我們不應忽略一個嚴峻的事實﹕我們之中的一個人﹐被專制的大陸政府脅迫成功了﹗
專制政府是這樣剝奪他人自由的﹕第一步﹐他會讓你覺得他的專橫沒那麼無理。本來一個商人的政治立場跟他的生意有什麼關係﹖﹗可是共產黨這麼幹似乎過了一段時間就被大家接受了﹐當中國大陸的高速經濟發展持續引誘著跟他的合作時﹐他的不合理之處慢慢被合理化﹐“老共就是這樣子的。”甚至很多人會說“大陸那麼大﹐不強硬一點怎麼管﹖”第二步﹐專制者會讓你覺得跟他利益同構。首先是政治處境日漸窘迫的反臺獨者最先感受到來自一個強有力者的同志愛﹐再來﹐不見得那麼明確反臺獨的人也開始尋找共同的立場基礎“台灣的發展必須要靠與大陸的結合。”於是“誰讓許文龍搞臺獨來著﹐活該﹗”或比較斯文者的“許文龍不要搞臺獨就好了嘛。”這些人對於專制者的專橫至此是接受了的。第三步﹐專制者會製造寒蟬效應恐嚇少數對手。“堅定臺獨如許文龍者尚不能不低頭﹐吾輩又當如何﹖”到了第四步﹐面對大眾﹐製造假相﹐讓每個人覺得這種專橫永遠不會到自己頭上。
希特勒以及納粹黨在三十年代的德國開始迫害猶太人時﹐便有人表示“其實還好。”有人覺得“有其必要。”有人覺得“反正不是我。” 等到迫害的程度令人髮指的時候﹐德國的知識分子驚覺﹐長期的鄉願﹐容忍與漠視已經使得納粹強大到來不及抵禦了。
香港在面臨九七時﹐人民尚不知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現代文明的基礎面臨什麼樣的威脅。但慢慢的﹐開始合理化北京對於民主派的專橫﹐慢慢地﹐尋找與北京之間的共同利益基礎﹐更慢慢地﹐寒蟬效應發酵﹐香港的媒體開始自我設限﹐主動配合言論管制以求自保﹐而很多人則是漠然以對﹐直到有一天﹐驚覺香港已不是昔日的東方之珠﹐淪喪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人民的漠然正是對專制者最大的鼓勵﹐我確信連北京都出乎意料之外。於是五十萬人走上街頭﹐他們知道了捍衛自己的自由就意味著你必須也捍衛別人的自由。
許文龍先生的表態也許可以說與專制者為伍傷害了台灣﹐然而他畢竟是被脅迫的受害人。此時那些與他政治立場不同而彈冠相慶﹐認為其咎由自取的人具有嚴重道德瑕玼﹐屬於落井下石的齷齪小人之言。而大眾的麻木不仁更是令人極為擔憂﹐目睹劣行而使由之等於是幫凶﹐而且是很快就輪到自己受害的愚蠢幫凶。就仿彿我們看到一起強暴案發生在眼前﹐指責受害人衣著暴露是錯誤﹐而無動於衷等於在鼓勵這種惡棍在我們的周遭橫行﹐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成為他的下次暴行的潛在受害人。
北京當局以各種手段脅迫許文龍所作的表態﹐表面看來是臺獨的挫敗﹐其實是自由的重傷﹗當主張臺獨的自由被剝奪時﹐反對臺獨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我們主張或反對臺獨的自由同時被剝奪了﹗而當我們在臺獨這個選項的自由被剝奪時﹐我們還剩下什麼自由可以叫作真正的自由呢﹖我們的自由開始溶解﹗
——本文發表於臺灣蘋果日報，2005年3月30日。
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民進黨陷入嚴重的民粹誤區
2000年之後，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的臺灣，民主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執政之後的民進黨快速沉淪，喪失了理想性，腐敗速度驚人。陳水扁、邱義仁之流把持政策方向，操弄民粹，使臺灣陷入嚴重對立。國家發展經歷八年的空耗，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原本已經取得長足成就的臺灣民主出現嚴重倒退，選民的理性淪喪，思考淺薄，甚至連社會價值觀也出現了少見的快速墮落。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國民黨扮演在野黨的角色非常失敗，即沒有反思失去政權原因的能力，也沒有對於執政黨監督批評的魄力，那時很多人都說過國民黨真應該認真跟民進黨學學如何當個像樣的在野黨。2008年，痛定思痛的臺灣選民，用選票懲罰了民進黨，把它再度變成了在野黨。然而，今天的民進黨已經不再是那個2000年之前，堅持民主，不斷進步的在野黨了。
民進黨輸掉政權已經快一年時間，似乎仍然沒有走出慘敗的陰影。至今沒能充分檢討出來敗選的原因就是走極端，操弄民粹，制造對立。（同樣的原因已經讓臺灣的另一個政黨——新黨——泡沫化了）。陳水扁的貪腐案進入冗長的司法程序，而他令人反感的表演當然傷害著無法與他切割的民進黨。蔡英文說：陳水扁是民進黨歷史的一部分。沒錯，如果對這樣一個歷史的一部分的貪腐不提出嚴正的譴責與批判，選民只能仍然把他當作民進黨的一部分。
這個簡單的道理蔡英文不會不懂。但顯然有什麼苦衷無法做到。民進黨不能切割的不僅僅是陳水扁這個個人，更糟糕的是無法與陳水扁當年訂立的操弄民粹，走極端的政黨方針相切割。
民主一旦走入民粹的誤區，沒有摔到鼻青臉腫，恐怕很難脫身。真可怕，這個民主的副作用，這個民主的伴生瘤，尤其當民進黨內的菁英也喪失理想，被現實利益綁手綁腳時！
2009年3月2日 星期一
馬英九的特質
我與馬英九第一次見面是1990年，當時他的職務是行政院大陸研考會報秘書。很怪的一個職務。後來出任陸委會副主委，才知道這個秘書是這種可以當副部長的秘書。從那以後，各種場合見面次數不下數十次，見到我，他都會趨前主動打招呼，并以“開希”稱呼我，任何認得他的人都會說，他是一個非常客氣，非常親切的人；但反而是我會躲著他，避免讓人覺得我趨炎附勢。但對於他每年六四都會留意此事，都會以他的方式紀念，以及在六四相關話題上有堅決的表態，我心中充滿感激，去年他當上總統，六四到了被媒體盯著，而去年臺北根本沒有六四紀念活動，他也還是在這一天以寫文章方式紀念，卻仍然被批評，其實是非常不公平。
我不是馬迷，更不是國民黨的支持者，連“泛藍”都不願意承認。2000年之前，我可能會更願意承認自己親民進黨。不錯，2004及2008兩次總統選舉，我的票是投給了國民黨，但絕不是因為支持國民黨，而是為了懲罰民進黨。——2000年之後繼續支持民進黨，不是糊塗，就是拿了吃了，或是想拿想吃人家的，手軟嘴軟。
這些年，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國民黨主席。說實話，當臺北市長作得應該算可以，這個職務，只要當政者不是心術不正，懶散怠惰，以其全國最優厚的資源，最優秀的團隊，最完備的條件，以及前任，也就是現在身陷囹圄的陳水扁，力行改革所創造的任事環境，要作好真的也不難。但大家也一直沒有以臺北市長這個職務來審視他，而是以國民黨的政治明星，政治領袖來觀察這個人，這也不能怪別人，一來政治工作本來如此，不想當政治明星，就別來擔任這種明星職務，二來馬英九自己也樂此不疲，馬英九喜歡作秀，是民進黨人對他的批評。每當電視攝像機鏡頭對準他，眼睛就開始放光，人就有精神，十足的喜歡當明星的感覺，無可厚非，民進黨的批評酸溜溜，不厚道。但外人以政治明星來要求他更無可厚非。在我這個外人看來，他在過去八年，當明星秀過頭，當領袖，沒本事。
馬英九的作秀更準確的詞應該叫“表演欲強”，因為作秀這個詞有一種欺騙的感覺，馬英九的“作秀”有很大的真實感，認真表演自我的成分特別多，而且是自視極高的那種自我感覺，比起一般臺面上的政治人物作秀非常不同。其實應該說，他是喜歡把他眼中的自己強力推銷出去。那個自我就是悲天憫人，清廉正直，恪守分際，學養豐富而且勤勞誠樸。相信這也是他對自己真誠的要求以及自我修養的方向。他過去的成功也與他的這些特質有密切關係，2008年，馬英九以極高的選票當選總統，與他成功推銷自己的這些特質、魅力有完全的因果關係。但每當大家從他與其他政客的比較中找到對他欣賞的理由時，他在電視鏡頭前扭腰擺臀，總是會倒倒一些人的胃口，給批評他作秀的人留下話柄。即使被智囊（單數）提醒，表現端莊了，但控制不了喜歡上電視的欲望，在畫面上看來多少有點像走臺步，是謂秀過頭。
明星不等於領袖，這似乎是個淺而易見到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我猜人人都懂就不包括那個明星。當馬英九參選國民黨主席時，很多馬迷厲聲反對，反對的理由有幾個，一，在總統選舉時，黨主席要扮演推舉助選候選人的角色，馬迷擔心“球員兼裁判”不利自己的偶像，二，覺得王金平是實力派，搶這個職務怕偶像得罪不起他，三，還有人覺得國民黨這個大醬缸會讓偶像這個不沾鍋吃力不討好。這些說法都讓人感受到馬英九的明星魅力以及馬迷粉絲對他的寵愛。而當時我對於他參選這個職位則是抱著極大的興趣來觀察，甚至覺得自己過去對馬英九誤解太深：馬英九原來不是一個只懂得潔身自好，獨善其身的書生，而很可能是一個願意捲起袖子，承擔一個政治人物該承擔的責任的人。畢竟追求職務上的更上一層樓不過是一種輔助記分方式而已，真正自己該在乎的是如何善用這個職務帶來的權力而有所作為。就像打任何球，總是能夠利用對手的弱點或占據有利位置得分并不意味著好球，而打出好球才應該是追求的目標，球員忘記了這個目標就太可惜了。
而真的就那麼可惜，馬英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即沒有將國民黨的腐朽、僵化、反改革作出一番整頓，也沒有對失去政權進行痛定思痛的反省，甚至連一個熟練政客會運用黨主席權力作一些自私的實力規劃也沒有。馬英九參選國民黨主席的意義，似乎只是要讓自己的履歷更完備，以及空閒的兩年不致沒有版面，就像是一個沒人氣的歌手，拼命上節目鬧緋聞曝光以求賣多幾張唱片卻忘了創作出好作品才是正道。讓我看穿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英九始終就是一個明星，不是政治家，更不是領袖。
要說馬英九的特質，無疑的，他真的是一個悲天憫人，清廉正直，恪守分際，學養豐富而且勤勞誠樸的好人，但他的成長環境限制了他的格局，而他誤以為出過國，留過洋，能夠流利的說英文就意味著他有世界性格局；成為被廣泛接受的政治明星讓他誤以為他自己是出色政治家，對自己優秀特質的迷戀使自己進入驕傲的誤區而無法自拔，使他格局受限，難以突破；而他的粉絲，即所謂的馬迷對他的寵溺以及他一次次順利的選戰又更加使他身陷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惡性循環之中。我如果要對馬英九作出簡化的特質描述，那就是：善良、正直、規矩；僵化、不智、傲慢。是的，傲慢，別忘了一個非常謙恭有禮的人也可以是非常傲慢的。
這樣的明星作為臺灣總統在2008年是需要的，金融危機前可能也是足夠的。臺灣在經歷陳水扁民進黨八年的折騰之後，損失最重的是社會價值觀，羞恥感的流失，是非觀的模糊，擁有權力的人不知謙卑，追求利益的人不擇手段。2008年，臺灣在經歷民主化過程幾十年之後陷入民主最大的夢魘，民粹泛濫，人民在混帳政客、無恥文人、嗜血媒體、貪婪奸商的操弄下，呈現對立仇恨、膚淺非理性的狀態，哪怕在痛恨這種狀態的同時表現得還是一樣。那時的臺灣需要的是一個“好人”，需要的是溫和的撥亂反正，重建價值，需要的是休養生息，療傷止痛。馬英九的善良、正直、規矩使他成為幾乎絕無僅有的適合人選。
然而，2008年進入下半年，已當選就職總統的馬英九卻必須面對一個比參選時嚴峻得多的形勢。這個形勢就是席卷全球，影響深巨的金融海嘯。它給臺灣總統提出的課題不僅僅是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經濟危機，還包括因為這個金融海嘯而大大提高的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還包括至今沒能從敗選中走出來的民進黨借機繼續制造對立，還包括更加複雜困難的參與國際社會的需求。這一切都呼喚馬英九“好人”以外的特質，這卻無法令我樂觀。
今天的世界需要祝福，影響全球，影響臺灣甚巨的中國大陸也需要祝福，臺灣當然也需要祝福，就祝福馬英九的保守特質保佑臺灣不要出什麼紕漏；祝福他能夠聽得進去的那個把智囊，出於偏愛而給他出的主意，剛好都是好主意，而且都能讓他覺得可以出夠風頭，過足自戀的癮於是欣然接受。
祝福，祝福。
2008年11月2日 星期日
在對立後面
陳雲林來臺，維安規格高被媒體形容為“元首級禮遇”，是少見多怪，頭腦清醒的人大概都不會看不出這中間的差別。而且這番高規格跟兩個星期前張銘清來臺期間發生的暴力沖突當然有絕對的關係，又與臺灣過去幾年的非理性兩極對立又有極大關係。
可惜，臺灣一場一邊倒的總統選舉結果，還是沒能讓沉溺於因政治兩極對立而亢奮的小部分人清醒過來，急功近利而短視的政客還在繼續操弄對立；淺薄而嗜血的媒體把這小部分人放大為臺灣的全貌；朝野當權者，無論是因為愚蠢自大，或是所謂被綁架，都無法在這種氛圍中保持清醒；沮喪的大多數只好繼續沮喪，或者從《海角七號》中找到些許慰藉。
真希望陳雲林看到的是另外一個臺灣，一個更真實更能夠代表大多數臺灣人的臺灣：一個自由，多元的臺灣，而自由與多元的最深刻精神內涵就是對他人自由與與己不同的多元主張的尊重與包容。在臺灣，有人主張統一，有人主張臺灣獨立，確信陳雲林早就知道，這次也看見了。但是，無論那聲音是不是多數，所有的臺灣人都尊重這些主張，這，才應該是讓他感到震撼的那股力量。而這次陳雲林的臺灣之行，在層層的維安人員包圍之下，恐怕，不容易感受到。
對臺灣影響最大的外部因素，大概就是中國大陸，美國，再加一個夾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日本；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中國，這一點，任何政客都不應忽視。臺灣的內部經濟，臺灣的國際地位，臺灣的安全，無不與中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能夠與中國有良好的關係幾乎是臺灣發展的必需。不承認這一點，如果不是居心叵測，至少也是缺乏視野。
要提醒執政當局，改善兩岸關係，雖然的的確確是推動經濟，提高國際地位，緩解臺灣面臨軍事威脅的不二法門，固然反對黨指責“賣臺”帽子太大，但人民也并沒有完全放心執政黨。沒錯，這麼大的一步棋，要讓人民完全放心不可能，但至少要讓我們看到當局在捍衛主權，面對中國強權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堅持。主權與尊嚴的問題也許不是這次會談的內容，但卻是體現在每次與北京當局打交道的方方面面，也許不是在兩會交手的過程，而是在APEC，而是在中南美洲，而是在WHO。善意提醒執政者，絕不能有“等碰到主權問題時，再表達嚴守立場”的心態，更希望反對黨所指出在國民黨中的“親中勢力”不會影響兩岸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異議分子，我深知共產黨利用一些人出於對民進黨幾年來在臺灣惡搞的反感，以及失去權力的憤憤不平心態，用茅臺酒，釣魚臺國宴，警車開道給與溫暖，所努力建立的統一戰線。希望執政當局很清楚地明白，七百五十萬選票所選的絕不是這批人。
對於反對黨，我衷心希望能夠重新拾起人民的希望，在對於國民黨失望透頂的時代，給了民進黨機會的臺灣人民過去這八年再次失望，教訓過民進黨之後，仍然沒有看到她的反省自新，眼睜睜看著她走向新黨式微的一條老路，那就是擁抱極端，崇尚對立。善意提醒民進黨，臺灣的媒體是淺薄嗜血的，一些對立沖突的行為可以占據版面，但絕不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好惡。一個簡單的計算方法：對立法則固然可以穩固一批支持者，但也確立了幾乎同樣數目的對立者，所有中間的選民在對立內容選擇之後，就是選擇要不要對立了；而當對立內容沒有說服力時，懲罰挑動對立也已經變成這些中間選民確定的選擇方向。當執政當局并沒有在大原則上犯錯時，對立的內容被褊狹自私政客所裹脅，只會讓民進黨在中間選民中繼續流失，哪怕國民黨永遠學不會反省自新，只要有像馬英九這樣的人看守住它不犯大錯，民進黨就永遠無法超越小黨的局限。陳雲林來臺灣時，除了衝撞維安而擠上版面，除了給執政黨扣幾頂“賣臺”的大帽子，對兩岸關係提出一些像樣的主張和對今天執政黨的具體批判才是應該作的。
而要告訴陳雲林的是，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雖然民主有時會走入盲目與民粹的死胡同，但是每一次的選舉都會讓拿著選票，也就是掌握巨大權利的人民，有機會反省；無論媒體多麼淺薄，在資訊開放的社會，這種反省與思考就會揚棄舊思路，舊政客；激烈對立亢奮之後，不得不承擔沉重社會對立後果的人民就會修正自己曾經在激情之下的決定；那些用茅臺酒，釣魚臺國宴培養的“統一戰線”在臺灣就會變成“失意政客”，即使在國民黨這種腐朽僵化的政黨也會很快失去影響力。要跟一個民主社會對話，必須要深刻瞭解選民的思想。在兩岸關係這個議題上，無論表面多麼對立，臺灣人民對此的看法其實相當接近，那就是無論誰都無法接受在上千枚導彈威脅之下的和談，無論誰都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絞殺打壓臺灣的作法極度反感；無論誰都無法接受北京自居於中央政府的不平等安排，無論誰都無法信任來自對自己的人民開槍的政府所作的承諾。
正在沉淀中的臺灣，要完全揚棄操弄民粹的政客，可能還要一段時間；中國要理解這些還有花更長的時間，兩岸關係也必將走上一段相當遠的路。理性，冷靜的選民是民主社會施政正確順利的重要保障。
2008年8月13日 星期三
陳水扁的理想
看一個人，一定要全面，無論多么令人討厭的人，如果能有所成就，則一定有其過人之處。陳水扁就是這樣一個人，無論你多麼討厭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人，從美麗島律師到臺北市議員，到立法委員，臺北市長，最終選上總統，在他手上完成了臺灣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他一定有其過人之處。
毅力，正是陳水扁的最大過人之處。如果沒有極為堅強的毅力，很難在艱苦的從政道路上，一路走來，始終充滿鬥志，充滿精力。
那麼，陳水扁的毅力來源又是什麼呢？這我只能猜測了。對於權力的渴望，多年的從政過程中品嘗到權力帶來的成就感，現實利益，以及因而產生的貪婪，這些都可能是他的毅力後面的動力來源。但我相信，在最初的時候，在這些足以讓人墮落腐化的誘因還不存在的時候，在需要承擔壓力、風險並付出巨大代價的時候，陳水扁的毅力的來源一定是理想。
美麗島的時候，陳水扁所需仰賴的毅力必定是更堅更強的，可能要比2004年競選連任時更超乎我們的想象。而那時的陳水扁熬了過來，靠的正是這過人的毅力，而這毅力靠的只能是崇高而堅定的理想。可以想見，這些理想是和當初推動臺灣走向民主的所有仁人志士是一樣的，和為這理想而犧牲奉獻的人是一樣的，和他所辯護的施明德是一樣的，和他所推崇的黃信介是一樣的；一樣的美好，一樣的壯麗，一樣的令人動容。
這理想在什么時候褪色淡去了呢？想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這里邊的故事寫成小說一定精彩，給任何一個對政治有熱心的人看都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然而此時令我思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陳水扁是怎樣的心境？
我願意相信，他還是能夠想起自己當初為理想而奮鬥的風發意氣的，也一定能想起為這理想共同走過來的戰友們的，也許還能夠想起逝去的黃信介主席黨外時期跟他一起憧憬這理想的畫面吧。我很想知道，承認確有將幾億款項匯往國外的陳水扁還能夠想起他的那些理想嗎？
陳水扁有沒有對曾擁有理想的驕傲，有沒有回想追求理想過程的激動，有沒有對而今背叛理想的慚愧？反扁者會覺得他大概對那份理想只剩下冷漠甚至是不屑了，然而，我還是願意相信，相信陳水扁在某個靜思的時刻，多少會有一絲絲的感慨與不安吧。今天我希望看到的正是這一絲絲的不安能夠幫助他在這樣的一個權力已經放下，誘惑也在遠去，掌聲與群眾也不再包圍著自己，越來越多的時間需要面對自己的時刻作出正確的抉擇。雖然，我並不樂觀。
2006年2月28日 星期二
“廢統”的淺薄政治涵義
昨天陳水扁又一次依據他的習慣﹐在二二八紀念集會上嗆聲﹐幾次問台下觀眾﹐“我錯了嗎﹖”﹐恭喜他﹐又得到了他在“主場”睽違的掌聲。
其實要廢除或終止國統綱領這件事本身﹐沒什麼大錯。他在宣示的時候的文稿也不能說不漂亮﹐甚至反將一軍﹐問馬英九如果台獨真是人民選項﹐規定人民除統一以外並無選項的國統綱領怎可不廢除﹐也絕對在邏輯上站得住腳。邏輯再通順﹐還是沒有回答另外幾個相關問題。
第一﹐這算不算違背承諾﹖邏輯變得非常好的陳水扁恐怕沒辦法否認違背承諾的事實。
政治上的承諾﹐有時並不公平﹐也不見得就不能違背﹐但是﹐總統違背政治承諾總是必須面對幾個更基本的問題吧﹕當初作出這樣承諾的原因喪失了嗎﹖違背承諾的結果會怎樣評估過嗎﹖這個結果由誰承擔﹖如果要由人民承擔﹐有正當的原因嗎﹖當然了﹐陳水扁並不是以邏輯性強為特色的﹐而是以控制媒體焦點﹐政治議題為其強項﹐以詭辯﹐強辯為著稱。
第二﹐今天作出這樣的宣示有什麼國內國際環境因素﹖中國大陸的威脅有突然或顯著提昇嗎﹖如果有﹐我們台灣人民願意相挺﹐但是﹐有嗎﹖比起作出國家元首的承諾時候﹐有嗎﹖還是國際局勢突然或顯著友善起來了﹖
說台灣人記性差﹐恐怕也沒那麼差。我所看到唯一合理解釋陳水扁此番作為的國內因素就是去年底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慘敗﹐人們要求陳水扁道歉﹐其實就是要求他認錯﹐他以反省為名﹐躲起來三個月之後第一次以明確議題現身。再次應驗民進黨篤信的真理﹕只要有對立﹐再爛的總統也還是有掌聲。
第三﹐宣示文中﹐口口聲聲“民主價值”“人民福祉”﹐陳水扁可否回答﹐在廢統這一議題上考慮過人民意願嗎﹖有時政治對立是為了尊嚴﹐有時政治和解是為了發展。今天台灣人民的意願是要對立還是和解﹐陳水扁果真那麼關心嗎﹖還是只會算計和解與對立﹐哪個可以帶來更多掌聲和選票﹖掌聲恐怕只剩下選的巧的場合主席台前一點了﹐而選票﹐去年底的結論雖然已經很清楚﹐但大概﹐沒有連任壓力的陳水扁根本就不在乎了。
2006年1月19日 星期四
沒有世人關注 民運仍在堅持
又有一位民運人士從金門跳船來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我意識到，這牽扯到台灣人民如何看待民運這樣一個問題。
世人過去這些年如何看待中國民運，我點滴在心頭，既有對我們理想的支持，也有對我們不成熟的失望﹔既有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而產生對我們努力的敬意，
也有對中國政府畏懼而對我們存在的排斥﹔既有對未來中國走向自由而終於不再威脅和平的期待，也有今天與中國大陸做生意而不得不避諱民主的顧忌。我常常被詢問到：「你們民運，嗯……還在繼續嗎？」問題中充滿關心，但也充滿狐疑與不信任，還有一些失望甚至不滿。
中國經濟埋沒民運
顏軍今年32歲，來自陝西，曾經因為公開著文呼籲為六四平反而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兩年，出獄後繼續被警察騷擾，不僅騷擾本人，連帶也騷擾其家人朋友。不准工作，卻又不准與家人聯絡得到他們的接濟。同樣的故事發生在中國過去16、17年來，中國各個地方，同樣的故事一再重複著。
不要誤會！我不是在控訴中國政府的殘酷！我不是在訴說我們的悲情！我們這些民運人士自始至終就瞭解所面對的邪惡力量有多麼強悍而無情，也都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堅定信念。我在講的所謂同樣的故事，是指在如此惡劣的迫害之下，一直就有顏軍這樣的民運人士以略顯微弱但絕對堅定的聲音堅持著良知，反抗那侵奪人民自由的龐大政府機器。
今天的民運，不再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式的波瀾壯闊了，也不再是當初在美國在巴黎聚集全球支持者那樣的令人滿懷希望了。而且那希望被嚴峻的現實擊碎之後，對於民運，世人似乎感到失望，也更吝於支持。
但今天的中國當然仍然還有民主運動，雖然注重收視率的媒體不再報導，失落的支持者不再關注，但我們這些沒有放棄的人知道，中國的民運仍然在堅持，在發聲，在串聯，不僅處處暗潮洶湧，而且發展為波瀾壯闊並非遙不可及。
世人對中國民運的冷漠，首先要檢討的是我們這些海外的民運份子們表現的不成熟，沒能夠滿足大家的希望。另外一個原因恐怕就是，當中國日漸強大之時，我們這些民運份子似乎慢慢變成了一種「不方便」。當年的殺人者今天仍然在殘酷迫害，仍然在殺人，但也越來越熟練地週旋於國際社會，享受著中國經濟奇跡的光環。
想去中國賺錢的人們會注意到的是上海浦東日新月異的城市面貌，卻不太願意談論中國農村的貧窮；對於開發官員的效率嘖嘖稱奇，卻寧可把這效率和那些就像發生在汕尾的慘案一樣的所有不公不義分割開來；世人雖然沒有忘記天安門，但常常提及似乎又和今天如潮水般湧向中國市場的行為有點不搭調，說重一點，有點莫名的良心不安。誰也不願意面對良心的不安，雖然中國的不民主同樣威脅著世人的和平，也威脅著在中國賺到的那些錢，但是，很多人仍然會覺得，中國的民運並不是世人的責任。不難想像，這樣的心態令我們總有些許的遺憾。
民主是一生的使命
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我們這群「民運份子」一生不會推卸的責任與使命，十幾年前我們走上北京街頭，那時得到世人的理解與支持，曾給我們極大的力量。今天我們仍然在堅持理想，堅持民運，也仍然尋求世人一如既往的支持。
遺忘，鄉愿與逃避都是可怕的，歷史的悲劇往往在它們侵入我們的意識之時重複。而作為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民，面對專制者，捍衛自由民主的權力，不僅有其價值觀上的正當性，也有現實生活中能夠最大程度保護自己的功能性。至少吧，將心比心，給予這些為堅持理想而受到迫害的人庇護，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蘋果日報，2006年01月21日
2005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民進黨沉淪莫此為甚
民進黨幾位立委爆料TVBS為港資﹐因為港資就是中資﹐所以﹐這是TVBS被中資掌控﹐TVBS與中國裡應外合﹐企圖顛覆顛覆台灣政府。
這一指控牽涉到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我來自專制的中國大陸﹐因爭取包括新聞自由的民主價值被政府追緝﹐而流亡到了民主的台灣﹐對於專制與民主制度下﹐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有點淺顯的思考﹐想在此就教於以推動台灣民主的功臣自居的民進黨人。
- 民主制度下媒體批評監督政府。專制制度下媒體只能歌頌政府﹐為政府立場護航﹔
- 如果媒體批判政府﹐民主政府以媒體為第四權﹐無論多麼不情願﹐也必須給予尊重。專制政府會扣帽子指責其企圖顛覆﹔
- 民主政府對於媒體或任何民間公司只有依法行政管理的權力﹐哪怕該媒體或民間企業背後的投資主導者是政治立場敵對力量的侵入﹐也不能以此為超越政府與民間關係的籍口。專制政府會對令其頭痛的媒體或任何民間公司背後的投資進行政治審查﹐哪怕只是懷疑有所謂“敵人”力量的涉入﹐都會以“裡應外合”等名詞羅織罪名﹐直到這種令人頭痛的壓力消失為止﹔
對於TVBS指責是企圖顛覆政府﹐我也是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而被中國政府通緝﹐專制的中國政府拿出的罪證就是我曾經組織數十萬人遊行抗爭﹐雖然所有的抗爭均為和平方式﹐也從未提出對政府統治權的挑戰﹐然而﹐專制政府照樣以此為罪名通緝起訴。
我想在一個民主社會的執政黨國會議員指責任何人顛覆﹐那麼所依據的事實一定鐵證如山了吧﹖事實上﹐被指控的TVBS最近的所作所為﹐正是善盡媒體職責﹐監督批評政府﹐其職責內容也遵守媒體舉證義務﹐令上至總統的執政當局窮於應付﹐顛覆之議﹐只能凸顯指責者居心叵測或水準太差。
這些立委爆料的證據不足﹐指責的邏輯混沌﹐其它民進黨人應該也一目瞭然﹐如果這些國會議員水準太差﹐總是會有其它有水準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政黨發言人出面澄清吧﹖
然而﹐整個民進黨因道德勇氣不足或道德標準模糊而緘默不語。
不僅如此﹐新聞局更是配合默契﹐抽絲剝繭﹐找到了聯意公司未依法向新聞局申報董監事名單變動的證據﹐先依衛廣法三十八條﹐開出新台幣二十萬元罰單﹐並宣稱TVBS公司股權登記若以偽造文書申請﹐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不法手段取得許可﹐可撤銷執照。
姚局長可以以身為政務官必須嚴格執法為自己的行為解釋﹐若以同樣嚴格的標準審視﹐台灣的所有港資企業是否都應該噤若寒蟬了呢﹖把依法以台灣公司投資說成是港資﹐把港資說成是中資﹐姚局長這是瀆職以及濫權﹐至少算是不熟悉法律﹐不適任政務官職。
而對於TVBS未依法向新聞局申報董監事名單變動的技術過失﹐姚局長以撤照為恫嚇﹐這屬於缺乏基本民主修養。在一個以民主進步為宗旨為黨名的執政體系﹐缺乏基本民主修養本應令其長官震怒撤職﹐但似乎這已經屬於民進黨執政的常態﹐人民至今也只能搖頭嘆息。
人民因為對於民主價值的尊崇而給予衝撞國民黨專制體制的民進黨今天執政的機會﹐當TVBS這個媒體對於其執政的腐敗給予嚴厲批判的時候﹐就算TVBS的投資背景完全是中資﹐完全是中共這個專制體制﹐他們的聲音也必須給予尊重。然而﹐不去對於他們言論的內容給予嚴肅誠懇的回應和反省﹐反而從TVBS的投資背景開刀﹐民進黨的沉淪令人民扼腕悔嘆。
民主進步黨﹐還記得民主﹐進步嗎﹖人民還記得。
2005年6月3日 星期五
柴玲是個好樣的﹗
轉眼之間﹐我們已經在紀念“六四”十六週年的紀念日了﹐我們是不是還要在明年後年繼續感慨這轉眼之間呢﹖更加令我們深思的應該是這轉眼之間逝去這麼多年之後﹐丁子霖還不能從政府口中得到一個公道﹐當年的殺人者今天卻越來越熟練地週旋於國際社會﹐享受著中國經濟奇跡的光環﹐我們還在流亡﹐而且不得不面對我們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不方便”這樣一個嚴酷現實。
去年的今天﹐我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裡﹐我作為天安門學運的領導者之一﹐向丁子霖道歉﹐痛苦但誠實面對我內心深處必將跟隨我一生的負罪感。同時提醒世人﹐丁子霖等待的道歉更應該來自開槍殺人的人﹐我以這樣的聲音呼喚世人的良知﹕天安門不僅僅是當年鼓舞世人﹐喚醒良知的一個逐漸淡去的畫面﹔天安門之後倒塌的柏林牆﹐走出監牢的曼德拉﹐獨立的東帝汶在告訴世人﹐這世界的確在我們的良知力量之下變得越來越美好﹔天安門也是提醒我們這個良知的事業是個未完成的事業﹗我們決不能遺忘﹗
事實上﹐我們不僅背負倖存者的罪惡感﹐還背負著倖存者責任感﹐這樣的責任感要求我們必須理性地反思﹐過去的十六年﹐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說法﹕學生是不是太激進了？八九年的屠殺學生應不應負責？對於這樣的指責﹐我們從未停止表達我們的反省。
不久之前﹐我在台灣的一所大學演講時﹐這個問題再次浮現﹕八九年學運的失敗﹐學生堅持不肯撤退是否要承擔部份責任﹖我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來回答。
一個小村莊﹐有一個雜貨店﹐店老闆是一個很粗魯的人﹐一天到晚酗酒打孩子﹐結果有一天其中有幾個小孩子站出來反抗﹐反抗的小孩脫口而出一句頂撞﹐於是這父親惱羞成怒就把幾個小孩子打死了﹐全村決定譴責這個父親﹐可是過了這些日子﹐因為全村就只有這間雜貨店﹐買醬油還是得找他﹐買大米也得去找他﹐那怎麼辦呢？
這家雜貨店這幾年生意愈做愈好﹐先做成超市﹐而後繼快速續發展﹐而成為一個有規模的商業中心﹐很多人在這裡上班。那個老闆呢﹐慢慢改變過去的粗魯形像﹐現在也不穿拖鞋咬檳榔﹐偶而也穿個西裝打領帶﹐也比較有笑容﹐也學會用英文說歡迎光臨了。但任何人提起打死小孩這件事情他仍然堅持沒這回事﹐或者說這是當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否則沒有紀律﹐就不可能有發展﹐就不可能有大家所依賴的全村經濟引擎﹐再或者說這是他的家務事﹐跟別人不相乾。過了一些日子﹐村子就有這樣的聲音出現了：“那小孩子也有不對之處﹐就算小孩反抗有道理﹐畢竟不能對大人那麼不禮貌嘛。”
今天的中國就是大家不得不去打交道的雜貨店嗎﹖世人就是無奈的村人嗎﹖我們是那群還在主張為死者討回公道的常常令人覺得“不方便”的反抗孩童嗎﹖然而﹐我們不該忘記誰才是真正的兇手﹐面對這個兇手﹐世人也許常常覺得無力﹐但即使無力我們也不能錯誤地指責受害人。在理解村人需要醬油大米和工作機會之餘﹐提醒世人這村莊還需要公平和正義﹐還需要不再打死無辜孩童的保證啊﹗一個會打死自己孩子而不受制裁的人很可能搶回醬油大米和工作﹐甚至還可能繼續向其他無辜的人的逞凶啊﹗
去年的今天﹐我在美國華盛頓市與王丹等十幾位當年的學生領袖一起﹐在中國大使館前繼續呼喊沒變的口號時﹐我望著台下站著的當年夥伴﹐十幾年前﹐我們投身於這場驚天動地的運動時﹐展現出了不起的勇敢與理性﹐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們這些當初被稱為天安門的孩子的一代人經歷了許多﹐已經不再是孩子了﹐但理想始終沒變﹐責任感始終沒有放棄。我望著他們十幾年之後更加堅定的眼神﹐大聲告白﹕“夥伴們﹐我們當初是好樣的﹐我以能和你們並肩為榮﹗”當時台下沒有柴玲﹐柴玲因為主張堅持下去﹐而受到很不公平的指責﹐我們沒能站出來保護她﹐深深覺得有愧。柴玲也是這樣一個好夥伴﹐也是我深感榮幸與之為伍的英雄。
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我們這群“天安門的孩子”一生不會推卸的責任與使命﹐在十六年前我們走上北京街頭至今我們流亡海外﹐這一點認知不曾改變﹐而那時得到的世人的理解與支持﹐曾給我們極大的力量。今天我們堅持著理想﹐也仍然尋求世人的堅定支持﹐提醒世人十六年前被殺死的逐夢者﹐他們的夢想在我們不再堅持時就也死去了。
遺忘﹐偏頗與縱容都是可怕的﹐歷史的悲劇往往在它們侵入我們的意識之時重複。我繼去年向丁子霖道歉而大聲疾呼不該遺忘之後﹐今年應該盯著因為人們的無力感而衍生的偏頗縱容﹐大聲說出﹕柴玲是個好樣的﹗
——發表於《世界日報》2005.06.04
2005年3月5日 星期六
告訴選民 國民黨未來在哪裡
在連戰已經多次表達世代交替的主張後，雖然還無法百分之百斷定，但馬英九與王金平參選國民黨主席的態勢已經日益明顯。
國民黨這個百年老黨，在經歷新黨、親民黨兩次出走，及兩次總統選舉失利後，尚有近百萬黨員，令人咋舌。目前在檯面上放話的國民黨籍政治人物宣稱與這些有資格投票的選舉人同樣關心國民黨的壯大與發展，而且團結、改革是幾乎所有相關人物的口號。
然而，一次總統敗選並沒有促成改革，導致二次敗選；竭力維持的團結，也抵擋不住個人權謀的精算。此時的新任黨主席能夠給這個風雨飄搖的百年老黨帶來什麼樣的新生命呢？
國民黨今天面臨兩大問題：首先，國民黨是曾經創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革命政黨，是曾經有那麼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先驅的神聖殿堂，長期執政使它已變得毫無理想性。沒有理想性，哪來向心力？過去一段時間，維繫著這個黨支持者的向心力來自於對手的令人不滿；維繫著附屬於這個黨的從政菁英們的向心力是選舉利益。這是國民黨最可悲的現狀，一個沒有理想的政黨在對手揮舞著激進的理想旗幟下，很難有什麼發展。
這是一個極為艱巨的問題，在主張「務實」已經到了變態程度的台灣，要求一個迂腐的團體在「黨的理想」這樣一個題目上「務虛」，似乎是緣木求魚。但筆者誠懇地向王馬進言：歷史上多少次治亂存亡之際的力挽狂瀾，無不以凝聚決心為第一步，沒有這一步，國民黨很難走出低谷。
國民黨第二個問題，是國民黨的陳疾宿弊過多，第一就是是黨產，第二是有如國營機構的龐大無效率黨機器，第三是盤踞在各方的改革阻力：他們有些是依附於國民黨陳腐的黨內文化而生存的守舊勢力，對於任何擁抱民意的改革都可能祭出「祖宗家法」；有些是國民黨執政時以行政資源交換地方派系選票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對於任何切斷政商臍帶的作法都會咬牙切齒；有些可能只是對於改革不習慣、不放心，生怕已經傷痕累累的國民黨再受任何可能的衝擊。這些還沒有包括出於嫉妒、仇恨等各種陰暗的個人因素而放出的冷箭。
更進一步向兩位建議，準備一份精彩的參選檄文吧，在這篇檄文中，告訴選民今天的國民黨問題在哪裡，未來在哪裡；告訴他們你們準備如何激起人們的滿腔熱血，如何讓國民黨的新生命力散發光彩，吸引大家；告訴他們你們將如何戮力改革，你們將如何把改革落實在哪些具體的問題之上？國民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會變成什麼樣的充滿活力、充滿希望的政黨；別忘了再告訴他們，你們是準備如何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只有這樣，才會讓你們的支持者以及像我這樣的懷疑者願意開始有所期待。是的，只是開始有所期待而已。
【2005/03/07 聯合報】
2005年2月13日 星期日
不近人情與有情有義
國民黨面臨黨主席選舉，檯面上馬英九與王金平兩人及其支持者更是摩拳擦掌，動作頻頻。筆者在經過過去一年的觀察，原已經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更是他們的家務事，本不應多言。然而，一個成熟的反對黨畢竟是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不分藍綠所有台灣人民的共同期待。況且國民黨黨主席與未來國家領導人選舉有密切關係，所以在此以善意第三者身分提出我的觀察，國民黨黨主席一職需要什麼樣的特質，供有投票權的國民黨黨員參考。
新任主席必備五力
國民黨黨主席一職，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中必須承擔的責任不謂不重，人民期待國民黨成為一個稱職的反對黨。黨主席要重拾支持者蕩至谷底的信心，需要改革的決心，而不僅僅是口號。給這個百年老黨賦予新生命，需要的是前瞻的眼力；要在層層利益結構交織的狀態下戮力改革，需要的是魄力；並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仍維持甚至加強與執政黨的抗衡，需要的是戰鬥力；牽動既得利益者的權益時被自己同志批判得體無完膚時，需要的是承受力；改革陣痛令黨員及支持者迷惘時，需要的是溝通論述能力。
馬英九要選黨主席，再度讓人深刻討論馬英九的人格特質，令我不解的是，對於馬英九最大的批評，是他「不近人情」，再把不近人情擴大解釋說他圓融度不夠。說黨主席因執掌選舉大權，所以必須具備調和鼎鼐的能力。
國民黨黨主席一職，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中必須承擔的責任不謂不重，人民期待國民黨成為一個稱職的反對黨。黨主席要重拾支持者蕩至谷底的信心，需要改革的決心，而不僅僅是口號。給這個百年老黨賦予新生命，需要的是前瞻的眼力；要在層層利益結構交織的狀態下戮力改革，需要的是魄力；並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仍維持甚至加強與執政黨的抗衡，需要的是戰鬥力；牽動既得利益者的權益時被自己同志批判得體無完膚時，需要的是承受力；改革陣痛令黨員及支持者迷惘時，需要的是溝通論述能力。
馬英九要選黨主席，再度讓人深刻討論馬英九的人格特質，令我不解的是，對於馬英九最大的批評，是他「不近人情」，再把不近人情擴大解釋說他圓融度不夠。說黨主席因執掌選舉大權，所以必須具備調和鼎鼐的能力。
調和鼎鼐才是阻力
調和鼎鼐？你們還想幹什麼？國民黨過去多年來的不知進步就在於調和鼎鼐有餘，洗心革面不足。既有的資源，無論是黨產還是以行政資源交換提名機會得到的地方派系選票，都是國民黨的包袱，這些包袱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根本就是改革的對象，眼前他們在國民黨內盤踞各方，是改革的直接障礙，使國民黨無法輕身向前。調和鼎鼐就是向不同的既得利益團體妥協，就是改革的牛步化。恕我直言，國民黨不需要調和鼎鼐者，既得利益集團才需要。
再來看馬英九的「不近人情」。馬英九是哪裡不近人情，我是不太知道，這幾天媒體報導所提及的一些內容其實都沒有什麼貶義，反而讓人看到混沌的政治現實及錯亂的倫理價值中一個異數。
但不近人情，缺乏圓融總是一個很明確的指控，政治人物多半是得罪了人才會被如是評論，檯面上哪個政治人物與馬英九有過節是個值得觀察的指標。對手陣營中打馬者比比皆是，唯政治立場不同加上馬英九是未來首號敵人，這種批判恐怕連自己人都不以為然甚至看不過去。反對陣營中，國民黨內對馬英九不滿的應該也是大有人在，卻鮮有浮上檯面的，甚至每次大小選舉到來，無不爭先恐後與馬英九合影握手，卻沒有任何公開的、成型的批判，這其中的奧妙，恐怕對馬不滿者也只有暗自檢討。
唯有宋楚瑜，作為反對陣營另一個大黨主席，同屬外省背景(兩人都是湖南人)，都是與所謂「大位」有機會者，雖礙於情面從未戳破一層窗戶紙，但明示暗示公開私下多次表達對馬英九的不屑。宋楚瑜回國，王金平與馬英九共同前往中正機場接機，宋楚瑜偏偏連正眼都不看一眼馬英九，場面著實難堪。而宋楚瑜最常放在口邊的一句「有情有義」與馬英九的「不近人情」更是形成鮮明對比。
宋楚瑜的「有情有義」一語是他在二○○○年總統選舉時，形容自己與當時因殺人罪嫌被起訴的顏清標時所說。後來二○○四年在電視攝影機鏡頭前向張榮味下跪時再度提起。這兩位有爭議的人物與宋楚瑜的情義建立在宋擔任台灣省長時，一個曾經是縣議長，一個後來任縣長。宋楚瑜在擔任省長的時候，號稱省府與省議會以及地方縣市關係最融洽，而那一屆，省議員以及縣市長向省長爭取地方建設也最容易。
堅持原則是致命傷
馬英九的問題絕不是什麼「不近人情」，其實他在媒體中所呈現出來的是謙沖有禮，自己堅持分寸到了龜毛的程度也嚇跑了想找馬英九關說，和有其他非份念頭的黨內同志，但對於自己不以為然的同志馬英九也不曾讓任何人下不了台。曾有國民黨籍市議員私下表達：馬英九作市長，我們沒什麼便宜可佔。馬英九不近人情，誰覺得難受？宋楚瑜有情有義，誰覺得妥當？
馬英九的問題在其他方面，作市長可以獨善其身，作黨主席卻要兼善天下，在今天國民黨的環境之下，有時要展現出壯士斷腕的魄力，甚至要表現出刮骨療毒的勇氣，但民眾尚無明確感受他的危機處理能力是不是可力挽狂瀾？他的團隊是不是一個有能力治國團隊？更重要的一個指標：馬英九除了是一個清廉勤勉的學者型市長之外，是不是一個讓支持者感覺可以信賴走出絕地的領袖。
蘋果日報，2005.02.15
2005年1月16日 星期日
「太晚了，對不起」
代表領導人善意回應
我在那群學生之中，我是他們的組織者，我是學生組織的主席。
學運開始時，我是個大一學生，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鄧小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國最高領袖，我們是對頭。
學生主張民主，痛恨腐敗，嚴討「官倒」，提出的訴求，衝著政府，當然也就是衝著最高領導人；而訴求內容中「官倒」名列前茅的正是趙紫陽的靠特權成為億萬富翁的兒子！我們的關係是對立而緊張的。
五月四日，我與十萬學生走上街頭，向世界光榮宣稱，我們是七十年前走在這裡的前輩們的傳承者，我們將勇敢地繼續舉起前輩們「民主科學」旗幟，追求中國人民的自主權力；這一天，趙紫陽在公開場合提出，政府應該更開明，政府應該與學生對話。
我們的聲音趙紫陽聽到之後作了善意的回應，極大地鼓舞了學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民主運動。畢竟，自發的群眾運動得到最高領導人的善意回應，在中國歷史，並不多見。這一天起，趙紫陽不再是對頭，我們的關係不再緊張，趙紫陽在遙遠的高處回答了我們。
留住尊嚴失去了自由
學生追求的民主就是把希望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能夠出現積極的建設的力量，承擔起他們的歷史責任，把中國帶向自由民主，這個積極的建設的力量出現了，它叫作改革派，它的領導人就是趙紫陽！趙紫陽就是我們的希望！
然而，改革派，趙紫陽，並沒有承擔他們的歷史責任。他們躲在各種借口──社會安定，黨內程序等等──的後面，窺伺著鄧小平的一舉一動，生怕天安門廣場驚天動地的怒吼，震掉了他們的烏紗帽。
等待沒有結果，希望變成失望，五月十九日，趙紫陽走到廣場，神情哀淒的說了那句為世界所矚目的「我們來晚了！」
我們絕食五天之後，趙紫陽出現，說「我們來晚了！」當然我們深有同感，然而從後來的文獻中我們得知，那天下午，在太上皇鄧小平的家裡，一個小型會議或者說小小宮廷政變中，趙紫陽失去了它的權力。「我們來晚了！」後面跟著的那句「太晚了！」才是那天要來表達的唯一本意啊！
不久之後，政變的得勢一方，出動軍隊，血腥鎮壓了我們，我們中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背井離鄉。當時的改革派，被逐出權力核心。而趙紫陽在血寫的現實面前，勇敢了起來，拒不認錯，留住了尊嚴，失去了自由，從此軟禁十五年餘。
可比為蔣經國葉爾欽
在這段時間，趙紫陽在想什麼？在最後的日子裡，他在想什麼？我猜，他還在玩味自己的那句話，「我們來晚了，太晚了，對不起！」如果在歷史給了自己機會的時候抓住那機會，趙紫陽應該是蔣經國之後的蔣經國，葉爾欽之前的葉爾欽，趙紫陽應該是一個可以改寫一段極輝煌的歷史的人。
可是「太晚了，對不起！」
——蘋果日報，2005年01月18日
2004年9月8日 星期三
開放陸客觀光 那麼難嗎
開放觀光或可刺激經濟
大陸方面的高分貝喊話，再度讓開放大陸人士觀光議題浮上檯面，筆者注意到，這又是一個未經社會各界、產官學以及朝野全面思考討論卻攸關人民福祉的重大問題。
政府高層為了營造兩岸祥和氣氛，可以主動宣示停止已經箭在弦上的漢光演習，大陸先行釋出善意，希望台灣開放觀光，推動兩岸交流，我們怎可放棄這麼寶貴的機會？
政府推動旅遊產業經年，每年進入台灣的外國人不過百萬人左右。相比較鄰近的香港，每個月入港人數僅大陸觀光客就已遠超過這個數字，成為在其他產業受到上海磁吸而受重創之後，香港今天的重要發展基礎。如果我們能夠吸引大陸觀光客來台，當然應該是今天疲弱的台灣經濟的大利多。民眾對於推動此項政策更是充滿期待，尤其旅遊及周邊業者，一直期盼這股春風早日東來，苦等不來，政府的宣傳似乎令人覺得這是對岸在重重設限。果真如此，趕緊抓住大陸官員這次講話的「失風」，讓他不能反悔！
開放反可提高安全係數
然而，我們政府對於這項消息，不僅完全沒有任何喜出望外，而是馬上表現得極為低調，並告誡國人，不可輕信。兩岸關係複雜多變，兩岸當局高手過招，有些事情也許不便講得太明白，有些決策也許不便告知國人，但是，決策的思路，中心思想總該讓我們知道吧，政府到底願不願意大陸觀光客來台灣呢？
我們終於看出來了，政府其實並不願意！
不願意？這樣一個於政治上可以推動兩岸交流，緩和緊張情勢，開啟隔海對話，重建相互信任，於經濟上可以活絡旅遊市場，繼而帶動周邊乃至整體經濟結構的好事，我們的政府不願意？為什麼呢？
不要再搬出國家安全這頂用爛了的舊帽子了。倘若大陸當局想以人員滲透的方式影響我們的國家安全，且不說目前依親以及其他經貿文化交流每年進入並居住在台灣的大陸人早已超過幾十萬，光說持外國護照進入台灣的大陸人就已多如牛毛，而且真有中共間諜也是防不勝防。以限制大陸觀光客來捍衛國家安全，會有什麼成效？值得付出犧牲這麼大的商業契機的代價？何況，更多大陸人來到台灣，更直接的交流，更充分的理解，只會提高台灣的國家安全係數！
利害相比益處多於弊端
還可能有什麼原因呢？大陸客跳機？的確，完全開放來台觀光，大量的大陸觀光客湧入，一定會產生新的問題，但產生新的問題就採取新的方法，同時也藉機向對岸提出一些要求。開放東南亞一些國家勞工進入台灣，產生了一些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很多其他的問題，人民對於政府本來就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而不是用閉關自守的方法拒絕可能的問題，畢竟與帶來的正面效益相比較，產生的問題可謂九牛一毛。
那麼還有什麼原因讓我們的政府會不願意開放大陸客來台觀光呢？說穿了，意識形態作祟吧！
不喜歡滿台灣都是大陸人？兩岸關係存在敵對，大陸對我心存不良都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是有力、有理、有禮、有節，還是關起大門，拒絕與大陸人民的接觸，回到清朝時代？執政黨及其綠色友黨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諸多言行，令人擔心這種幼稚而愚蠢的思維存在也就算了，還成為政策的制定依據，也決非不可能。
擔心大陸客來台導致兩岸關係趨緩和？沒錯，執政黨並沒有意願讓兩岸關係和緩下來才是令人真正最為擔心的。
保持本位抓住選民情緒
雖然民進黨上台以來，兩岸關係的倒退所導致的戰爭危機，國際關係的丕變，以及經濟的困境，都使得人民充滿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也是在野黨強烈抨擊的重點，然而，執政黨總能夠在緊張的兩岸關係中得到選舉的利益卻是不爭的事實。換言之，哪怕把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哪怕在國際上我們日益孤獨，哪怕我們的經濟日陷泥淖，只要執政黨抓住與大陸對立的選民情緒，就不會輸掉選舉，既然這麼好用，這種衝突與對立怎可輕言改善？
告訴人民，遲遲不願開放大陸客來台觀光的決策思考到底是什麼？否則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質疑。旅行公會全國聯合會大陸參訪團與大陸一群涉台及旅遊的相關官員接觸，他們提出了台灣的「誠意」問題。一個專制國家的官員質疑一個民主政府的決策是否有誠意，實在令人覺得饒富興味，也著實難堪。
——蘋果日報，2004年09月10日
2004年6月27日 星期日
媒體經營三標準 江霞不及格
媒體人應捍衛言論自由
所謂媒體管理專業為何，筆者並非傳播專才，按照粗淺的媒體知識認知，最起碼應有三個要件：其一是須嫻熟媒體生態，相信這一點江霞應可適任。
再者，高度管理才能亦不可或缺。江霞究竟有無管理才能，過去沒有任何紀錄、歷程以資證明，高階管理人才的聘用從來都應該是以可證明的學歷資歷為基礎，如華視前任總經理徐璐，雖也被質疑其任命是政治酬庸，但她在台北之音擔任總經理的實務經驗，使人無法挑戰她的專業才能，今天江霞怎可要求納稅人以三個月時間瞭解她到底有沒有能力來搪塞外界質疑，這對專業無疑是最嚴重的踐踏。
最後，也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條件：媒體倫理。
何謂媒體倫理？在筆者的定義中，媒體倫理的核心價值應是自由主義的底線，一個媒體經營者最基本的條件，除了必須嚴守分際不為政治宣傳所用外，更必須具備熱情擁抱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風範。
所謂的「知識份子性」當中包括：尊重知識、指責他人時應有真憑實據、有理性討論並接受批評的雅量、不淪為任何人政治傳聲筒，非但不能以集體力量（政黨、族群、國家）壓制、箝錮個人言論思想表達，更要盡其所能捍衛言論自由，這應是一個健康民主社會中媒體應有的倫理與自由主義精神。若此標準檢驗之，江霞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言論，包括「外省人的歌仔戲」，「泛藍藝人不要進華視」等等，都離這種最低倫理標準差得太遠，表現令人扼腕。
以此三標準一一評斷江霞，可以說是媒體的專業不足、倫理不行，不曉得她究竟還剩下什麼？若江霞任命案真是一樁百分之百的政治酬庸，那麼可以說是極不恰當的酬庸；但若非酬庸就是政治任命，那我們不免要合理懷疑，難道陳水扁需要的正是江霞的政治作為─即是由其來強化族群撕裂嗎？
——蘋果日報，2004年06月29日
黨政軍退出媒體成口號
像這般將政治黑手赤裸裸伸入媒體的作為，對照過去民進黨喊得震天價響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口號，不正是一齣最可笑、諷刺的歷史戲碼？
看看江霞這幾天的言論中，唯一一句讓筆者愛聽且頗感興味的話：她說，她對偷拍反感，因為「水準很差」─雖然並不意味這句話就使她適任華視總經理。《非常報導》光碟被認為是社會集體低俗化的產物，跟偷拍比較起來，在低俗評比上恐怕猶「低」一籌，倘若江總經理反對低俗的偷拍行為，我倒想問問她：妳反不反對「非常光碟」？
2004年4月7日 星期三
我為何要參加這場學運
四月二日夜裡，我首次來到廣場接觸到一雙雙映著熱情灼燙、似曾相識的目光那一刻起，我就決定留下來，用精神也用實際行動支持他們。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各種標籤、批判、質疑像夜裡紛至沓來的大雨打在學生身上，自然我也難倖免，承受台灣非藍即綠二元論社會的亂箭穿心，我一點也不意外。
我知道外界對於這場學運的正當性始終存著高度質疑，有人認為是肇因於泛藍軍的選民無法接受這場選舉結果。但是，錯了。很多人可能忘了陳水扁一生中兩次重要的戰役──
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二○○○年的總統大選，他都是在對手分裂的情況下，以低於百分之五十的得票率驚險當選成為少數市長、少數總統。
那一年，當陳水扁的對手趙少康在開票的當晚打電話向他祝賀，從此台北市進入「快樂．希望」的陳水扁時代；四年前，群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批判的對象是前總統李登輝，但沒人喊出一句質疑陳水扁當選正當性的口號，當時多數沒有投給陳水扁的人仍接受了選舉的結果。
事實上，台灣長期浸淫在民主洗禮中，民眾是可以接受少數當選的民主結果，一句「輸不起」對於長久以來陪伴民進黨一路走來的台灣民眾是相當不厚道，更不是今天台灣社會選後衝突迄今難以平歇最主要的根源。
真正懸而未解的問題是──從選前到選後，台灣社會始終瀰漫不去的「集體焦慮」：這股焦慮形成的原因很多，包括來自於對政黨政治倫理誠信的渙散、族群對立，還有過去向來被倚賴的體制──例如中選會的功能潰堤瓦解......
隨著一道道被視為最後正義的防線遭到沖垮擊碎，一點一滴的信任危機終於累積成為巨大的社會集體焦慮。
由於這股焦慮是日積月累且盤根錯節，大家都確切感受到焦慮的存在卻難以名狀，於是有人投射到疑雲重重的槍擊案、有人看到是外省族群遭到排擠、撕裂的危機感，加上在大選中目睹當政者為攫取權力無所不用其極不惜犧牲社會公義，最後還能成功遂其所願的現象更有深深的不安。
在朝濫權在野無能
身處在焦慮漩渦中且涉世未深的學生當然也感覺到了，而且恐怕更加強烈震撼。我不否認，這群學生是幼稚的，訴求也沒有想得足夠清晰，但是因為他們無法再繼續忽視、容忍這種焦慮的存在、發酵。尤其看到在野陣營，在三二○沒能掌握住群眾真正關注的焦點，甚至做出與民眾的訴求背道而馳的作法，在朝濫權、在野無能的情況下，讓學生更加認為必須責無旁貸地提出跨越藍綠的訴求，通過卑微又具高道德性的呼喚，希望大家冷靜與思考。
是的，就是「冷靜、思考」。當前台灣社會存在太多非理性只強調個人觀感的現狀，學生坐下來要求大家冷靜然後思考，可以說是這場學生運動中最核心、可貴的訴求，更是這場學運正當性之所在。
身為學運的一分子，學生這分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面對焦慮跳出來捨我其誰義無反顧的情懷，我非常能充分理解；這同時也是過去這段時間，我身為政治評論者一貫強烈呼喊的聲音，這兩者加起來，讓我選擇站出來加入學生，否則我無法自圓其說，更無法面對自己長久以來的信仰。
這幾天我在廣場上，看到學生虛弱、堅持的身影，內心除了感動，還有說不出的沉重。若你問我為何要參加這場學運，那麼就請你到廣場上來，就可以找到答案。
——蘋果日報 2004.04.09
2002年12月9日 星期一
沒有交代﹐老百姓將更震怒﹗
曾幾何時﹐台灣政壇開始流行起“震怒”﹐總統夫人在美遭搜身﹐總統震怒﹔921重建進度緩慢﹐游揆震怒﹔臺北市警察局內湖分局警員偷勤聚賭﹐分局長也震怒﹔這次高雄市議長副議長選舉﹐泛藍高舉鑲金黑旗﹐與民進黨懸崖勒馬相比﹐再與前不久國民黨誓誓旦旦“已與黑金劃清界線”的言論相對照﹐難怪面子上掛不住的黨主席連戰要“震怒”了﹗
指責國民黨要對過去的黑金有個交代的親民黨﹐也許這一兩天也會應景地震怒一下吧﹐否則初入政壇的這些親民黨新科議員向黑金沉淪的速度如此之快﹐動作如此整齊劃一﹐親民黨怎麼向大眾交代﹖令人不禁想起宋楚瑜擔任省主席﹐省長期間﹐府會關係其樂融融的時代﹐是否在高雄市要借尸還魂了﹐可否麻煩宋主席今天也震怒一下﹐然後向貴黨副主席張昭雄先生所說的﹐該交代一下呢﹖
民進黨在過去的兩年多來﹐施政成績奇差﹐雖不至於說民不聊生﹐也至少是怨聲載道﹐曾經把這個具有理想性色彩的反對黨推上執政寶座的選民﹐今天多少有點後悔﹐對於國民黨的治理能力多少有所懷念。然而2004年﹐票怎樣投﹐大多數人應該會覺得很痛苦吧﹖如果看不到當初支持民進黨的理由繼續存在﹐當然就投不下去﹐但是就算心裡百般情願原諒國民黨﹐仍然找不到國民黨擺脫黑金的蛛絲馬跡﹐至少我這一張票就不會回流﹗
有人用“壯士斷腕”來要求連戰先生﹐宋楚瑜先生明快處理此次高雄市議長選舉泛藍成功被黑金整合的局面﹐我倒是覺得叫“刮骨療毒”更正確﹐只有震怒﹐沒有交代﹐撂句狠話﹐讓你們看看老百姓震怒是什麼樣子﹗
——中時晚報，2002，12，10
2002年11月16日 星期六
陳水扁的輝煌
陳水扁總統應該意識到一件事﹐他或者他所屬的民進黨最輝煌的一刻﹐比起他當選總統更輝煌的一刻﹐是他競選連任台北市長敗選的那一刻。這是從一個政治人物應該有的審視勝負的心態提醒陳水扁總統﹐在他政治生涯多次的勝選中﹐沒有哪一次的勝選超過那一次的敗選給他個人得到的肯定﹐鼓勵與喝彩。
陳水扁總統曾參選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台北市長以及總統﹐勝多敗少﹐奠定了他今天在民進黨以及在台灣無可取代的政治實力﹐除了他在多年反對運動中堅韌不拔的毅力之外﹐善用政治環境﹐選舉制度是他成功的另外不可小覷的因素。如果過去的選舉不是大選區多候選人﹐犀利的反對黨候選人並不見得有利﹔如果不是族群問題在過去的十年被強烈突顯﹐有些選票可能永遠無法流到陳水扁的名下﹔如果在第一次台北市長選舉以及這次總統選舉中泛藍沒有分裂﹐沒有得到漁翁之利的陳水扁很難在總得票率不滿四成的情況下勝出﹔換言之﹐陳水扁總是那個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出現的正確人物。
只有那一次﹐迎戰馬英九﹐這個集結了國民黨為光復首都而出現的難得的團結﹐數十萬外省族群的焦慮﹐為政治混沌而黯然(或悍然)辭職給他帶來的悲劇英雄色彩﹐以及可以說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個人媚力的超級對手﹐是他個人以“快樂新希望”的口號﹐以他四年勤於市政的任事風範﹐以他不畏艱險的改革魄力﹐以他一步一腳印交出的漂亮成績單打出他人生最顛峰的一次選戰。陳水扁總統應該記得﹐那是他最出色的一次選戰吧﹐那是他最悲壯的一次失敗吧﹐是一次可以載入台灣現代歷史的﹐可以定義“雖敗尤榮”這個成語的政治歷程。
我希望他還能記得勝在哪裡﹐是實幹﹐是謙遜﹐是平和﹐是台北市那四年的亮麗發展﹐是給人民希望﹔敗在哪裡﹐除了對手的強之外﹐社會的焦慮﹐無論來自族群意識還是經濟壓力或者是兩岸關係﹐將永遠是他突破自己的最大障礙。無論為了李應元的台北市長選舉﹐或自己競選連任﹐我都希望陳水扁能常常想起自己的輝煌的失敗。
——本文發表於聯合晚報，2002年11月18日。
2000年8月3日 星期四
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宜設立於總統府 ------論人權與政府的關係
民進黨在執政之前的多年努力中﹐人權﹐常常成為攻擊執政黨的重要題目﹔為該黨在國內贏得台灣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在國際間贏得能見度與合法性﹔甚至今天已經成為總統的陳水扁先生也以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人權律師”為其政治上的重要資產。出于這樣的政治傳承﹐民進黨在執政之後﹐一再宣稱將成立國家級的人權專責機構。
政府重視人權﹐這是人民之福。然而﹐“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令人困惑﹐合理懷疑政府是否在執政前後態度不一﹖筆者相信﹐政府遲遲未能貫徹有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政見﹐除了眼前面臨太多政治危機﹐無暇顧及這種使政府“有美名卻無實惠”的政策外﹐如何使這樣一個地位崇高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會成為很多人擔心的人權大拜拜﹐恐怕才是政府遲遲不能兌現其政見的思考重點。
按照陳水扁總統在競選前後的主張﹐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是設立於總統府的機構﹐甚而至於已經確定由副總統主導﹐然而﹐這樣的一種設計面臨現實上多方面的挑戰﹔首先﹐在總統府設立一個有實際權力﹑地位﹑預算的機構﹐必須立法﹑修法﹐以今天的的朝野互動關係﹐即使人權問題共識建立容易﹐也恐怕很難保障通過的法案合乎執政黨的口味﹔其次﹐以今天總統﹑副總統之間的關係﹐把這樣一個可能具有巨大爆發力的機構﹐交給呂秀蓮﹐即使陳水扁真的放心﹐恐怕週邊幕僚也會忙不迭地搖頭擺手吧。
人權概念的形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痛定思痛的人們反思人類苦難的主要來源之一是擁有權力者對于人的基本權力的踐踏與漠視而導致﹐有鑒於此才將人權概念明確化﹐而人權運動也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形成清晰的脈絡與倫理﹔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原則就是人權運動的對政府性以及人權組織的非政府性﹐二戰之後﹐國家化日益成熟﹐各國政府成為擁有權力的核心﹐戕害人權的也主要以著力於穩固政治權力及發展經濟的各國政府為主﹐人權日益成為這些政府的“不方便”﹐人權運動便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下慢慢形成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形態﹐以國際機構(如聯合國)為主要舞台﹐通過媒體訴諸社會﹐形成壓力的方式運作﹐也因此導致了這樣一個運動幾乎宿命的弱勢地位。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權組織“大赦國際”便是這種方式的典型。西方主要民主國家之中﹐只有法國設有“人權部”﹐專司維護人權工作﹐唯成效不彰﹐常常成為法國人的笑柄。
當今國際社會中﹐仍然公然“踐踏”人權的極權專制國家﹐自然不可能設立什麼“國家人權委員會”﹔實行民主的國家中﹐公然“踐踏”人權需承擔極大政治風險﹐此種情況並不常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人權工作主要是針對政府“漠視”人權。民主國家政府會漠視人權嗎﹖相信任何一個人權工作者都會說﹕司空見慣。二戰後居於西方民主國家領袖地位的美國﹐在其主導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人權憲章(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之後的二十年之中﹐仍然維持著對于有色人種的公然歧視與政治權力的公然剝削﹐導致了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
如果以台灣為例﹐即使在民進黨執政之後﹐為了“掃黑金”而出現的司法濫權也屬于對于人權的公然漠視﹐而這種漠視往往以一個更重要的社會公義為借口或目的。關在靖蘆的大陸偷渡客被以罪犯對待而剝奪自由﹐也屬于典型的漠視人權行為﹐這類的漠視行為往往存在於政府政策與行為與大眾利益並沒有直接關係時﹐政府便宜行事而發生。然而﹐這些就都是不折不扣的漠視﹑侵犯人權的行為。
如果我們真的期待台灣成為人權方面令人稱羨的國家﹐如果政府果真有誠意扶持這一代表人類文明方向的運動﹐當然可以有所作為﹐首先應該是以更開放的心胸接受監督﹐過去十年來通過的政府資訊公開﹐公務員行為準則等相關法律便是積極行為﹔其次﹐人權教育﹐就是一件政府可以承擔的工作﹐教育政府公務員瞭解自身行為須時時注意不得傷害人民基本權利﹐這是政府必須作的事情﹐教育人民更瞭解自身的權利﹐告知其維護方式及申訴救濟管道﹐則是提高社會人權水準的直接方法﹔更有心﹐可以編列固定預算支持人權團體﹐委託民間機構進行政府部門人權維護的績效的調查評估﹐這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過去中國人權協會所進行的台灣地區人權白皮書的工作就應該得到更多的經費及政策支持。
至於設立國家級的人權委員會﹐這樣一個機構不應該設立於總統府。總統府層級﹐真的很高﹐甚至太高﹐很難想象這樣一個聚集了一群具有社會份量﹑崇高地位 (應該也繁忙不堪) 的社會賢達的委員會能夠具體作什麼事。但這還僅僅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以政治倫理﹑人權倫理而言﹐人權這種絕對的原則以及人權工作者這些原則的忠實捍衛者﹐對於政府來說﹐往往是極大的“不方便”﹐而政府﹐在人權工作者眼中是被監督者﹐常常要成為批判﹑討伐的對象﹐期待政府主動推動這樣的人權工作﹐是違背邏輯的。期待總統府層級的機構去關注一個司法官的措辭是否傷害某慣竊嫌疑人的基本尊嚴是不現實的也是違背政治倫理的。
這樣一個機構設立在立法院可能更適合﹐如果有政府足夠的重視與配合﹐包括行政﹑司法部門官員的直接參與﹐充足的預算﹐以及必不可少的民間人權團體的直接參與﹐這樣一個國家級人權委員會應該比設立在總統府的容易達成﹐好操作﹐也絕對不會淪為大拜拜。主要西方民主國家幾乎都在其國會設有體制內的人權機構﹐國會的非政府性及原本就存在的針對政府的監督機製使其在推動人權工作時很可以有所發揮﹐實在可以成為台灣借鑒的典範。
人權工作是僵化﹑教條的﹐人權工作是瑣碎﹑繁雜的﹐人權工作是可能違背大眾旨意的(就象為陳進興辯護都可能成為全民公敵)﹐人權工作是不計社會效益的﹐而這也導致了人權運動幾乎宿命的邊緣地位﹐但也因此人權工作是可敬﹑可愛而且需要你我共同支持的。
2000年6月4日 星期日
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
針對是否出任國統會主委這一問題﹐陳水扁總統質疑說，國統會設置要點第一條是，「總統為在自由民主的原則下，加速國家統一，研究並諮詢有關國家統一之大政方針，特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但事實是如此嗎？國家統一的政策目標是在自由民主原則之下，這有取得人民認同與多數支持嗎？有經過由下而上的討論嗎？有必要進一步討論。
如果總統果真覺得有必要進一步討論﹐我們對此表示熱烈的歡迎。兩蔣時代﹐“反共復國”﹐“三不”
這些政策當然就是“說了就算”輪不到全社會廣泛討論﹐凝聚共識。或者說﹐當時的社會共識正是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的。專制決策無須廣泛凝聚共識。而民主社會﹐在相關國家定位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決策當然需要整個社會的接受。李登輝時代﹐社會已然民主﹐可是當政者依然以一己之念﹐力排眾議﹐“戒急用忍”﹐“兩國論”
都是在完全沒有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出台的重大決策﹐出台時﹐引發社會震蕩﹔再之後﹐繼任者“檢討﹐修正”﹐其實就是否定﹐再一次引發社會的不安定。希望陳總統能夠瞭解﹐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性。
總統說進一步討論﹐不知是真是假﹖廣泛討論﹐當然是凝聚共識的最好方法﹐然而﹐參與討論的各方﹐包括以詅聽方式參與的絕大多數民眾﹐都應該保持準備被說服的心態﹐才有可能出現真正有意義的討論﹐主政者更應該具備哪怕未被說服﹐仍然願意接受大多數人民形成的共識的謙卑。這就是所謂理性﹐是成熟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
然而在台灣﹐每當觸及統獨問題﹐上自政客名嘴﹐學者專家﹐下到販夫走卒﹐路人甲乙﹐無不面紅耳赤﹐聲嘶力竭﹔根本無法把一個主張清楚地表達出來﹐遑論深入思考﹐理性討論及至被說服。
可能會有人說﹐統獨問題本身太敏感﹐太複雜﹐原本就不是一個容易達成共識的問題。說這個問題敏感所以難以討論出結果﹐是倒果為因﹐如果大家可以平心靜氣﹐再敏感的話題﹐應該也可以面對﹔說太複雜﹐哪一個國政問題不複雜﹐相比較起來﹐統獨問題在台灣的社會共識基礎是非常高的﹕無論族群﹑政黨﹑教育背景多麼不同的人們﹐都希望維持既有的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都反對被中共專制統治；都渴望更高的國際承認與更多的國際尊嚴；都反對以軍事方式解決現有的問題；而這些都是面對以及討論統獨問題的理性基礎。
對于統獨問題﹐台灣人民今天的立場﹐無論是主張統一﹐還是獨立﹐多半是因為情感性因素而形成及改變。這當然和整個台灣社會不求甚解的風氣﹐以及媒體煽情有餘﹐認真不足有重大關係﹐但是統獨問題﹐悠關台灣的前途﹐悠關每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的命運﹐而且這一話題成為輿論焦點也已經曠日持久﹐人民對此的思考居然還是停留在膚淺的情感性階段﹐真的有點說不過去。
政治人物們要負主要責任。事實上﹐長期以來﹐統獨問題不能形成社會共識﹐就是因為政治勢力對于自己的主張沒有被廣泛接受的信心﹐不願意﹐也不敢進一步討論。而他們的主張又大多根本建立在選舉利益上﹐連自己都覺得想說服他人﹐不那麼容易﹐當然不太義正詞嚴﹐理直氣壯了。
阿扁總統在針對國統會問題上曾經說﹐統一不應該是唯一選項﹐說得好﹐如果在討論之前就把結果先設定﹐當然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理性討論。根據同理﹐請問阿扁總統﹕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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