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的輝煌

        陳水扁總統應該意識到一件事﹐他或者他所屬的民進黨最輝煌的一刻﹐比起他當選總統更輝煌的一刻﹐是他競選連任台北市長敗選的那一刻。這是從一個政治人物應該有的審視勝負的心態提醒陳水扁總統﹐在他政治生涯多次的勝選中﹐沒有哪一次的勝選超過那一次的敗選給他個人得到的肯定﹐鼓勵與喝彩。

 

        陳水扁總統曾參選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台北市長以及總統﹐勝多敗少﹐奠定了他今天在民進黨以及在台灣無可取代的政治實力﹐除了他在多年反對運動中堅韌不拔的毅力之外﹐善用政治環境﹐選舉制度是他成功的另外不可小覷的因素。如果過去的選舉不是大選區多候選人﹐犀利的反對黨候選人並不見得有利﹔如果不是族群問題在過去的十年被強烈突顯﹐有些選票可能永遠無法流到陳水扁的名下﹔如果在第一次台北市長選舉以及這次總統選舉中泛藍沒有分裂﹐沒有得到漁翁之利的陳水扁很難在總得票率不滿四成的情況下勝出﹔換言之﹐陳水扁總是那個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出現的正確人物。

 

        只有那一次﹐迎戰馬英九﹐這個集結了國民黨為光復首都而出現的難得的團結﹐數十萬外省族群的焦慮﹐為政治混沌而黯然(或悍然)辭職給他帶來的悲劇英雄色彩﹐以及可以說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個人媚力的超級對手﹐是他個人以“快樂新希望”的口號﹐以他四年勤於市政的任事風範﹐以他不畏艱險的改革魄力﹐以他一步一腳印交出的漂亮成績單打出他人生最顛峰的一次選戰。陳水扁總統應該記得﹐那是他最出色的一次選戰吧﹐那是他最悲壯的一次失敗吧﹐是一次可以載入台灣現代歷史的﹐可以定義“雖敗尤榮”這個成語的政治歷程。

 

        我希望他還能記得勝在哪裡﹐是實幹﹐是謙遜﹐是平和﹐是台北市那四年的亮麗發展﹐是給人民希望﹔敗在哪裡﹐除了對手的強之外﹐社會的焦慮﹐無論來自族群意識還是經濟壓力或者是兩岸關係﹐將永遠是他突破自己的最大障礙。無論為了李應元的台北市長選舉﹐或自己競選連任﹐我都希望陳水扁能常常想起自己的輝煌的失敗。

——本文發表於聯合晚報，2002年11月18日。

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藝謀吾兄﹐

英雄在金球獎飲恨﹐因西方片商的(惡意﹖)檔期安排﹐可知將與奧斯卡絕緣﹐但吾兄切不可因此英雄氣短﹐小弟在此給兄鼓勵打氣﹐更直接建議續拍英雄﹐教訓這群不懂藝術的西方村野小民﹐小弟並在此野人獻曝﹐為張兄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如同英雄第一集﹐故事應發生於大時代﹐最好是在西方﹐以期更強烈刺激西人感官﹐務求小金人落袋﹐是故﹐弟將之搬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時西人有德﹑法﹑英﹑意﹑西等諸國﹐各自為陣﹐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德國位居歐洲腹地﹐經一“英雄”元首勒特希君﹐勵精圖治﹐德軍兵強馬壯﹑船堅炮利﹐先滅波蘭﹐再取捷﹑匈等小國﹐復與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結盟﹐至四十年代初﹐已先後消滅收服歐洲多國﹐其統一歐洲之大業已然初露端猊。當然﹐如此大業﹐必仰杖軍威天下。德軍所向披靡﹐所到之處﹐血流成河﹐至波蘭時曾大舉殺戮異族﹐一中國裔家庭亦在所難免﹐全家屠毒﹐僅余一男﹐名盼歸。其實此人正是英雄一集中殘劍與如月之后代的后代﹐為躲避秦王奪取天下之後的繼續追殺﹐一路逃避至歐洲。

盼歸承襲家傳﹐一身好功夫﹐為報家仇﹐決行刺勒特希﹐並通過殺死法國﹑西班牙等國反抗軍中欲行刺勒特希的英雄﹐而取得入柏林與仇家面對面的機會。千鈞一髮之際﹐勒特希女友愛瑪﹐在識破盼歸計謀後﹐力勸“勒特希不能殺﹗”

中國兩千年前﹐秦始皇在滅六國之後就沒再太大規模地殺戮這件事啟發著盼歸矛盾的心﹐換言之﹐雖然德軍的鐵蹄所到之處﹐生靈塗炭﹐但那只不過是取得天下所要付出的區區代價﹐畢竟勒特希在消滅所有的反抗勢力之後﹐就沒仗可打﹐自然就天下太平了。對於能夠統一歐洲之後可能產生的天下和平這樣的主題來講﹐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的悲劇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想﹐如何不被人欺侮﹐一般人看來是要反抗﹐而至高的境界﹐就是被欺侮夠了﹐或者乾脆讓欺侮人的人作了主人﹐欺侮自然會停止﹐只有沒有繼續的反抗﹐也許就永遠沒有欺侮了。這是中國幾千年沉澱的最主要的淳朴農業社會哲學價值。

盼歸終於沒有能夠下手﹐以高妙的境界﹐期盼以降順﹐最終助勒特希完成歐洲統一﹐書同文﹐火車同軌﹐德國汽車只需一種文字說明書的大業。盼歸必須被黨衛軍殺死﹐因為﹐勒特希要想統一歐洲﹐進而統一世界﹐就必須表現出對異族的毫不留情﹗

可惜﹐勒特希的統一大業在世界反法西斯聯軍的野蠻反抗之下﹐最終失敗了﹐勒特希與愛瑪柏林仰藥﹐臨終時﹐他說﹐“只有一個刺客理解我﹗”

戰後的歐洲雖然表面上經濟復甦﹐人民安居樂業﹐而且也沒有大的戰亂﹐但卻不得不繼續忍受﹐書不同文﹐車不同軌的亂相。甚至不得不忍受多元化之下的尼采﹑薩特等異端邪說﹐不得不忍受畢卡索以及他的傳人的塗鴉﹐不得不忍受披頭四以及嬉皮﹑龐客運動的嘈雜﹐雖然最終通過外交努力﹐歐洲形成共同體﹐間接完成統一﹐但畢竟缺乏金戈鐵馬的英雄氣﹐不夠精彩。藝謀兄﹐我與你相信﹐人們其實永遠期待真正的英雄﹗就讓德軍整齊劃一的軍容﹐提醒世人﹐和平的重要﹐秩序的重要﹐而且﹐穩定壓倒一切﹗

藝謀兄﹐不知這樣的腳本是否可以﹖是否跟英雄第一集一脈相承﹖期待兄盡早開拍﹐小弟知道﹐因為台灣背景﹐我無法掛名編劇﹐否則北京政府如何表現其泱泱大國的霸氣﹐唯我獨尊的威嚴﹖然而我區區一個人的權益﹐比起兄被誤解為拍北京政府馬屁所受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比起真正的英雄大業來說﹐又算得了什麼呢﹖

 

——本文於2002年，張藝謀《英雄》上映，觀後所寫，以“張爾謀”的筆名在大陸網站上刊登，兩天就收到幾百封迴響，兩天後就被刪除了。

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宜設立於總統府 ------論人權與政府的關係

民進黨在執政之前的多年努力中﹐人權﹐常常成為攻擊執政黨的重要題目﹔為該黨在國內贏得台灣人民的同情與支持﹐在國際間贏得能見度與合法性﹔甚至今天已經成為總統的陳水扁先生也以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人權律師”為其政治上的重要資產。出于這樣的政治傳承﹐民進黨在執政之後﹐一再宣稱將成立國家級的人權專責機構。

 

政府重視人權﹐這是人民之福。然而﹐“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令人困惑﹐合理懷疑政府是否在執政前後態度不一﹖筆者相信﹐政府遲遲未能貫徹有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政見﹐除了眼前面臨太多政治危機﹐無暇顧及這種使政府“有美名卻無實惠”的政策外﹐如何使這樣一個地位崇高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會成為很多人擔心的人權大拜拜﹐恐怕才是政府遲遲不能兌現其政見的思考重點。

 

按照陳水扁總統在競選前後的主張﹐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是設立於總統府的機構﹐甚而至於已經確定由副總統主導﹐然而﹐這樣的一種設計面臨現實上多方面的挑戰﹔首先﹐在總統府設立一個有實際權力﹑地位﹑預算的機構﹐必須立法﹑修法﹐以今天的的朝野互動關係﹐即使人權問題共識建立容易﹐也恐怕很難保障通過的法案合乎執政黨的口味﹔其次﹐以今天總統﹑副總統之間的關係﹐把這樣一個可能具有巨大爆發力的機構﹐交給呂秀蓮﹐即使陳水扁真的放心﹐恐怕週邊幕僚也會忙不迭地搖頭擺手吧。

 

人權概念的形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痛定思痛的人們反思人類苦難的主要來源之一是擁有權力者對于人的基本權力的踐踏與漠視而導致﹐有鑒於此才將人權概念明確化﹐而人權運動也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形成清晰的脈絡與倫理﹔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原則就是人權運動的對政府性以及人權組織的非政府性﹐二戰之後﹐國家化日益成熟﹐各國政府成為擁有權力的核心﹐戕害人權的也主要以著力於穩固政治權力及發展經濟的各國政府為主﹐人權日益成為這些政府的“不方便”﹐人權運動便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下慢慢形成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形態﹐以國際機構(如聯合國)為主要舞台﹐通過媒體訴諸社會﹐形成壓力的方式運作﹐也因此導致了這樣一個運動幾乎宿命的弱勢地位。世界上最著名的人權組織“大赦國際”便是這種方式的典型。西方主要民主國家之中﹐只有法國設有“人權部”﹐專司維護人權工作﹐唯成效不彰﹐常常成為法國人的笑柄。

 

當今國際社會中﹐仍然公然“踐踏”人權的極權專制國家﹐自然不可能設立什麼“國家人權委員會”﹔實行民主的國家中﹐公然“踐踏”人權需承擔極大政治風險﹐此種情況並不常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人權工作主要是針對政府“漠視”人權。民主國家政府會漠視人權嗎﹖相信任何一個人權工作者都會說﹕司空見慣。二戰後居於西方民主國家領袖地位的美國﹐在其主導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人權憲章(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之後的二十年之中﹐仍然維持著對于有色人種的公然歧視與政治權力的公然剝削﹐導致了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

 

如果以台灣為例﹐即使在民進黨執政之後﹐為了“掃黑金”而出現的司法濫權也屬于對于人權的公然漠視﹐而這種漠視往往以一個更重要的社會公義為借口或目的。關在靖蘆的大陸偷渡客被以罪犯對待而剝奪自由﹐也屬于典型的漠視人權行為﹐這類的漠視行為往往存在於政府政策與行為與大眾利益並沒有直接關係時﹐政府便宜行事而發生。然而﹐這些就都是不折不扣的漠視﹑侵犯人權的行為。

 

如果我們真的期待台灣成為人權方面令人稱羨的國家﹐如果政府果真有誠意扶持這一代表人類文明方向的運動﹐當然可以有所作為﹐首先應該是以更開放的心胸接受監督﹐過去十年來通過的政府資訊公開﹐公務員行為準則等相關法律便是積極行為﹔其次﹐人權教育﹐就是一件政府可以承擔的工作﹐教育政府公務員瞭解自身行為須時時注意不得傷害人民基本權利﹐這是政府必須作的事情﹐教育人民更瞭解自身的權利﹐告知其維護方式及申訴救濟管道﹐則是提高社會人權水準的直接方法﹔更有心﹐可以編列固定預算支持人權團體﹐委託民間機構進行政府部門人權維護的績效的調查評估﹐這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過去中國人權協會所進行的台灣地區人權白皮書的工作就應該得到更多的經費及政策支持。

 

至於設立國家級的人權委員會﹐這樣一個機構不應該設立於總統府。總統府層級﹐真的很高﹐甚至太高﹐很難想象這樣一個聚集了一群具有社會份量﹑崇高地位 (應該也繁忙不堪) 的社會賢達的委員會能夠具體作什麼事。但這還僅僅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以政治倫理﹑人權倫理而言﹐人權這種絕對的原則以及人權工作者這些原則的忠實捍衛者﹐對於政府來說﹐往往是極大的“不方便”﹐而政府﹐在人權工作者眼中是被監督者﹐常常要成為批判﹑討伐的對象﹐期待政府主動推動這樣的人權工作﹐是違背邏輯的。期待總統府層級的機構去關注一個司法官的措辭是否傷害某慣竊嫌疑人的基本尊嚴是不現實的也是違背政治倫理的。

 

這樣一個機構設立在立法院可能更適合﹐如果有政府足夠的重視與配合﹐包括行政﹑司法部門官員的直接參與﹐充足的預算﹐以及必不可少的民間人權團體的直接參與﹐這樣一個國家級人權委員會應該比設立在總統府的容易達成﹐好操作﹐也絕對不會淪為大拜拜。主要西方民主國家幾乎都在其國會設有體制內的人權機構﹐國會的非政府性及原本就存在的針對政府的監督機製使其在推動人權工作時很可以有所發揮﹐實在可以成為台灣借鑒的典範。

 

人權工作是僵化﹑教條的﹐人權工作是瑣碎﹑繁雜的﹐人權工作是可能違背大眾旨意的(就象為陳進興辯護都可能成為全民公敵)﹐人權工作是不計社會效益的﹐而這也導致了人權運動幾乎宿命的邊緣地位﹐但也因此人權工作是可敬﹑可愛而且需要你我共同支持的。

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

 

針對是否出任國統會主委這一問題﹐陳水扁總統質疑說，國統會設置要點第一條是，「總統為在自由民主的原則下，加速國家統一，研究並諮詢有關國家統一之大政方針，特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但事實是如此嗎？國家統一的政策目標是在自由民主原則之下，這有取得人民認同與多數支持嗎？有經過由下而上的討論嗎？有必要進一步討論。

 

如果總統果真覺得有必要進一步討論﹐我們對此表示熱烈的歡迎。兩蔣時代﹐“反共復國”﹐“三不”
這些政策當然就是“說了就算”輪不到全社會廣泛討論﹐凝聚共識。或者說﹐當時的社會共識正是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的。專制決策無須廣泛凝聚共識。而民主社會﹐在相關國家定位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決策當然需要整個社會的接受。李登輝時代﹐社會已然民主﹐可是當政者依然以一己之念﹐力排眾議﹐“戒急用忍”﹐“兩國論”
都是在完全沒有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出台的重大決策﹐出台時﹐引發社會震蕩﹔再之後﹐繼任者“檢討﹐修正”﹐其實就是否定﹐再一次引發社會的不安定。希望陳總統能夠瞭解﹐凝聚社會共識的重要性。

 

總統說進一步討論﹐不知是真是假﹖廣泛討論﹐當然是凝聚共識的最好方法﹐然而﹐參與討論的各方﹐包括以詅聽方式參與的絕大多數民眾﹐都應該保持準備被說服的心態﹐才有可能出現真正有意義的討論﹐主政者更應該具備哪怕未被說服﹐仍然願意接受大多數人民形成的共識的謙卑。這就是所謂理性﹐是成熟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

 

然而在台灣﹐每當觸及統獨問題﹐上自政客名嘴﹐學者專家﹐下到販夫走卒﹐路人甲乙﹐無不面紅耳赤﹐聲嘶力竭﹔根本無法把一個主張清楚地表達出來﹐遑論深入思考﹐理性討論及至被說服。

 

可能會有人說﹐統獨問題本身太敏感﹐太複雜﹐原本就不是一個容易達成共識的問題。說這個問題敏感所以難以討論出結果﹐是倒果為因﹐如果大家可以平心靜氣﹐再敏感的話題﹐應該也可以面對﹔說太複雜﹐哪一個國政問題不複雜﹐相比較起來﹐統獨問題在台灣的社會共識基礎是非常高的﹕無論族群﹑政黨﹑教育背景多麼不同的人們﹐都希望維持既有的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都反對被中共專制統治；都渴望更高的國際承認與更多的國際尊嚴；都反對以軍事方式解決現有的問題；而這些都是面對以及討論統獨問題的理性基礎。

 

對于統獨問題﹐台灣人民今天的立場﹐無論是主張統一﹐還是獨立﹐多半是因為情感性因素而形成及改變。這當然和整個台灣社會不求甚解的風氣﹐以及媒體煽情有餘﹐認真不足有重大關係﹐但是統獨問題﹐悠關台灣的前途﹐悠關每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的命運﹐而且這一話題成為輿論焦點也已經曠日持久﹐人民對此的思考居然還是停留在膚淺的情感性階段﹐真的有點說不過去。

 

政治人物們要負主要責任。事實上﹐長期以來﹐統獨問題不能形成社會共識﹐就是因為政治勢力對于自己的主張沒有被廣泛接受的信心﹐不願意﹐也不敢進一步討論。而他們的主張又大多根本建立在選舉利益上﹐連自己都覺得想說服他人﹐不那麼容易﹐當然不太義正詞嚴﹐理直氣壯了。

 

阿扁總統在針對國統會問題上曾經說﹐統一不應該是唯一選項﹐說得好﹐如果在討論之前就把結果先設定﹐當然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理性討論。根據同理﹐請問阿扁總統﹕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

 

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

 

經過兩岸兩會長期較力，好事多磨的汪道涵訪台一事終於在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北京之行中確定，並將於今年九、十月間成行。

 

台灣方面將汪此行定位為「認識台灣之旅」遭到大陸方面嚴詞拒絕，稱此行應該算是「兩會高層對話」，對此，海基會以及台灣人民除了錯愕之外，實在搞不清楚對方到底堅持個什麼，也深深嘆息大陸方面思考以及行事的保守僵化。

 

而在我一個大陸旅居台灣的人士看來，兩岸之間歧見至深，歷史及現實政治固然是主要原因，兩岸間的不瞭解、不認識，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且這樣的不瞭解、不認識使得兩岸決策當局往往找不到最好的政策，所以，如果此行確實能夠讓汪道涵這樣一個對於大陸對台政策有絕對影響力的人認識台灣，未嘗不是一件意義重大的好事。

 

無論大陸方面是否願意承認此行為「認識台灣之旅」，汪道涵此次訪台多少能夠認識台灣一些，然而能夠認識台灣的什麼，則端賴台灣方面的安排。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就變成了台灣方面安排行程時所必須思考的戰略問題了。

 

認識台灣的經濟實力嗎？這也許是一般人在思考這一問題時首先想到的，在我看來，如果此次汪道涵訪台，有意無意感受到的都是台灣的財富，恐怕對於台灣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好處。首先，台灣的富足，一海之隔的中國大陸當然十分瞭解，如果汪道涵感受到哪怕一點點台灣方面炫耀的味道，除了反感之外，恐怕還會以大陸過去二一十年來的快速經濟發展作為心理武裝，端出更加踞傲的態度，如此，豈不更加無助於加強兩岸間的良性互動？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筆者的這種擔憂恐怕難以用杞人憂天來形容。

 

認識台灣的民主政治吧？這無疑是台灣最為驕傲的成績了，如果可能，讓汪道涵通過台灣之旅認識到民主政治的可貴、可行，並在回去之後切實發揮影響力，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任何理性的思考都能夠得出結論，在短短的七天之行中達成這種效果，可謂天方夜譚。

 

那麼，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

 

讓汪道涵看到台灣人的快樂吧，讓汪道涵看到台灣人的尊嚴吧，讓汪道涵看到台灣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給他們自己帶來的無限希望吧！這些體現在或者說隱藏於生活的點點滴滴中的，台灣人自己都不注意的東西，正是讓我這個來自大陸的人震撼、感動而且羨慕的東西。

 

讓汪道涵看看台灣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讓他以最自然、最直接的方式去接觸台灣的社會最真實的一面，這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自己都視若無睹的一面，讓汪道涵看看一個政府公務員的家，看看一個科技人員的工作環境，看看年青人創業的夢想如何實現，看看一個地方民意代表忙碌辛苦的生活，感受這種生活的價值，感受這種生活所充滿的無窮潛力，感受這種生活的不容欺侮。

 

不管海協會承認不承認，台灣還是可以給汪道涵一個震撼性的「認識台灣之旅」。

 

【1999-06-30/聯合報/15版/民意論壇】

爭取一個免于恐懼的社會

 

幾年以來，流亡異鄉，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雙親，雖然自從八九年底開始就和他們保持著電話，通信聯絡，也從未忘記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鄉給父母親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總是懇求他們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告訴他們，遠方的兒子一切平安。但這一切并不能彌補不能見面的痛苦。去年（九四年）夏天在台灣結婚，大喜日子的前一個晚上我和家里通了電話，聽著我老母親在電話的另一端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我的心中充滿悲傷。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親居然不能參加，而這恰恰是他們在夢中都已描繪過無數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親接出國的努力，我已持續了好幾年了，至今仍無法如愿。去年年底，我父親因心臟病不得不來北京阜外醫院，准備進行開心手術，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情緒，幾天幾夜，我臥不成寐，淚水在半夜浸濕我的枕頭，這幾年以來和家人聯絡的情形有如電影畫面，映現在我腦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學運剛剛開始，還未成任何氣候，我與幾個朋友秘密籌划借胡耀邦喪禮的機會，把學運組織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后短短二十個小時之內，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當時從新疆來北京就讀中共中央黨校的我的父親，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員隨我父親一道到北師大阻止我的行動，全市學生的誓師大會將于晚九時舉行。那漫長的九個小時，我一方面處理著各種復雜的准備工作，一方面不斷轉移，從一個學生宿舍到另一個，每一分鐘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躲避的是生我養我疼我愛我的親生父親呀！九點鐘，當我站在北師大講台上向聚集在那里的六萬名大學同學宣布：“中國第一個公開的，民間政治組織成立”時，我立時被響徹云霄的歡呼聲所圍繞，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聾的聲浪中，我卻能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兒子！”我驚異地尋聲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的父親站在講台腳下，離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之間老了十歲，臉痛苦地扭曲著，我的心口一陣劇痛，我似乎感覺到那是父親的心，也在劇痛。

 

那個晚上，我和我的同伴匯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結的學生，浩浩蕩蕩，約八萬多人走向天安門。我在街道上，我在廣場，我在人民會堂前，聲嘶力竭地哭喊自由，我不敢想父親那張臉，更不敢想，父親是怎樣從師大回到他的住處的，他一定哭了。

 

父親是具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翻譯過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主義“偉人”的著作，給毛澤東作過翻譯。文革期間，被毫不留情地整肅，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幾乎癱瘓。他沒有癱瘓，也保住了很多醫生都宣布保不住了的腿，甚至最后扔掉了拐杖，令醫生嘖嘖稱奇。我知道，他是靠了從我奶奶那里承襲的樂觀積極的精神，是靠了他從小作放牛娃至后來一生從未放棄的勇敢與命運對抗的精神，重新站起來的。這種精神，曾鼓舞我從小就不怕強勢，從高中時代就向強權挑戰。那時，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后。我父親的樂觀勇敢使我在學運開始時勇敢地站出來，并沒有太大的顧慮﹔作好了蹲大獄的准備，其它的，有我爸爸。可是當我在師大講台上看到父親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時，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站在強權的對面，現在他老了，當他的兒子要站在強權面前時，作父母的天性使他害怕，使他寧愿屈就于他對抗了一生的強權，全為保護他的兒子。現在是我站出來保護他的時候了，而我卻使他擔驚受怕。

 

學運如火如荼地延續了五十天。這期間，我們見了幾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香港的幾個記者，剛好在場。當我回答記者的問題時，深深地為這一場偉大的運動而驕傲，我看到我父親的頭高高地昂起，他也為他的兒子在驕傲吧！

 

更多的是擔心，只有我們兩人時，他抱住我，老淚縱橫，說：“你不知道他們呀！你不知道這社會的復雜與恐怖”。

 

我絕食五天時，我母親從新疆來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車趕來的。她見到我時，我正在醫院，聽說我媽媽要來，我洗了個澡。我已不記得上次洗澡是什么時候，每天在廣場摸爬滾打的我們，幾乎已全都變了又臟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媽媽見到我的樣子一定很難過，我的臉色早已毫無任何血色，絕食已使我牙齦和嘴唇都變得慘白，我向護士要了一杯熱水，忍著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臉上略帶紅潤。

 

母親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撫摸我的臉，彷佛我不是二十一歲而是十一歲。她從護士手中接過一碗我一直拒絕喝的稀飯，以沉穩卻是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決地說：“從我得知你絕食到現在，我已絕食三天半了。”然后就像我小時生病時一樣，把一湯匙稀飯遞到我嘴邊。我默默地張開了嘴，和著母親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來第一口食物。

 

“六﹒四”屠殺之后那一兩天，我百般努力讓我父母得知我沒有倒下，在近乎絕望的情緒中，通過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親帶給我這樣一個口信：“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親說這話時的表情，這句話至今鼓舞著我，為我的理想，為和父母親的再次見面而奮斗。

 

流亡的這幾年，和父母通話時也經歷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辭閃爍，到前不久的一通電話，父親暢所欲言的變化。

 

在那通電話中，我與父親討論中國的發展，他很虛心地問我：“國內很多人仍然認為，如果中國變成民主了，會天下大亂，也許會象台灣立法院打架一樣烏煙瘴氣，你們怎么回答？”

 

“爸爸，你記不記得學運初起時，北京市黨委叫你到師大來勸阻我？”

 

“當然記得。”

 

“你為什么來阻止我？”

 

父親想了想，說：“恐懼，怕你經歷牢獄之災，甚至被暗殺也不是不可能。”

 

“對，后來，你告訴我只要活著，幾十年后見面也沒問題時，你害怕嗎？”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時，才能不死。”

 

“可后來在聽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們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兒子，我們在恐懼中熬了四十天。”

 

“我們后來在通話時，你還說些不要反政府之類的話，是為了什么？”

 

“還不是怕要監聽。”

 

“我的朋友去看你時，你總是要大家說話小聲是為什么？”

 

“鄰居如果聽到，會害怕與我們來往。”

 

“如果你們可以出來看我，這里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我又沒錢，你們也要從頭學英語，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國還有什么好怕的？”

 

“對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說出我們所爭取的，那就是一個人人可以免于恐懼的社會。”

 

父親沉默許久，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

 

——此文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1995年。